给我一支烟3
中午跑去了外婆家吃饭,晚上在自家准备饭菜。晚餐吃喝至半饱半醉时候,我把给父亲买的hushhour皮鞋和给母亲的esprit皮包拿出来,我说,新年快乐。当天晚上,车克汉姆给了我电话,我以为是关于那最后的几个镜头拍摄有困难,结果居然是关于他的个人问题。车克汉姆这个人,素来不喜在电话里说话,他在电话里说话的节奏象快板,劈里啪啦都倒给你。他总是动不动就说“再联系,再联系……”,简直好像门外当时就有一打貌美如花的姑娘在按门铃。他说:“小凡啊,我跟那人掰了。”我问:“谁啊,就没见你跟人好过啊。”“是浙大那个。”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疲惫,说细若游丝是夸张了点儿,不过也跟快断气了的驴差不多。“哎呦!”我惊叫一声,“哥们儿你没事儿吧,喝高了没有?”我怕丫是酒后乱性过来糊弄我的。“真分了,这么着,太累了。”他说,语气沉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车克汉姆的这番没头没脑的叙述,带给我的打击比告诉我说中文即将流行于全世界大家都甭学外语了,更为严重。我已经强调过,车克汉姆和他的对象的关系有点特别。我说对象,是因为我实在难以表述他和那女孩儿之间的关系。双方自从初中以来就有所牵扯,估计也有些个中隐情不为人知,双方也颇为明白对方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尽管分分合合,却从未真的互相嫌恶。按照车克汉姆的说法,压次马路的时间他们都可以闹僵好几次,可他总是没出息地又灰溜溜地跑回她身边。但我可以断定两人之间不曾有过男女之欢,同时按照车克汉姆的个人表述是,他对她,乃是一种类似于对待母性关怀的感情,我当时听了,那差点儿就晕了过去。而在我短暂的人生里,多少也曾建立一些朴素的信念,它们或许有悖于道德标准,但说句玩笑话,却无一不是自个人实践而得来。比如:人永远是他**的奴隶,所以,消除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消除**,这近似于佛教的理论,另外一个答案是波德莱尔说的:或者永远接受生活的诱惑。普通人如我,虽然明了那两种方法却依然身陷沮丧,是因为无法彻底遵循其中任何一种。比如:福祸相抵,一福一祸,人生在总量意义上是保持平衡的,世上无神,只有平衡,关键在于如何把那一碗水端平。再比如:坐在抽水马桶上之前先察看有没有厕纸供应,千万不要购买版本不好的盗版DVD。而车克汉姆对那女孩儿决不动摇的感情,可算是那些信念之一,如今却也改变了,这简直令我的世界观发生动摇。虽然我知道,分手只是早晚问题。接完车克汉姆的电话,有点儿懵了,我跑到客厅里,把自己深陷进沙发,沉默着。还没从车克汉姆事件带给我的震骇里回味过来,又接到程禾的电话。“最近如何?”“还那样儿,瞎混呗。”我说。同时立刻觉得程禾这个电话非比寻常,因为他从来不曾以如此户口调查般呆板无聊的问讯开场。他通常会说,哎,哥们儿,跟你说个事儿,接着便来上一个令人捧腹的段子。记忆里唯一的例外,是跟他处了两年的女友去留学的那天,他给我电话,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国家美术馆的一场展览,并且不给我任何插嘴的机会,随后一阵沉默。我正要说点儿什么,他便在那头哭起来,随即信号就断了。我想,莫非又出了什么事儿,在遭受了来自车克汉姆的重创之后,我怕我的脆弱心理防线是经不起第二次轰炸了。“怎么了,别打击我,我正颓着呐。”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没什么,是好消息。”他说。“什么呐?”我提起心来,准备听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我打算出国。”他平静地说道。“嗯,”我的声音平静,可心里却不亚于经历一次飓风,10级以上的大风称之为飓风,我复习了一下这个地理概念。随即想到,应该是海上飓风,因为此刻我感到我的胃里正翻江倒海。“哥们儿你咋了?”我问,“别乱开玩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早就联系过了那边的学校,我现在不是大二嘛,这种情况算是插班,可直接去念大一,不过文科背景专业并不太好,也没有奖学金,不过,我能挣到。”我知道,日本最近在对待中国留学生方面的限制有所加强,比如把存款保证金的期限增加了几倍等等。但我倒并不怀疑程禾日语方面的能力,他自高中起就一直自学日语,又曾经找过一个日本留学生作女友,至于钱,他家有的是,只是他从来不显摆,况且,大学开始他就在做DJ的兼职。“别啊!”我说。太突然了,我一下子说不出什么话来。我沉默了一会儿,程禾也不说话,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就像一堵墙般横亘在我们之间。我开玩笑:“程禾,你要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我可怎么办啊,我都习惯了喝酒的时候叫双数的瓶子了。”他笑起来,说:“我知道,你可能想不通。”他又说:“其实我自己他妈的也不明白。”“这好好的,图什么啊。哪个学校?”我又问。“横滨大学,一个亚太联合项目,具体比较复杂,”他说,“条件也还可以。”我突然记得了什么,“程禾,日本吗?我说,你不会是?”他说,“她说,她一直记得我,希望我能来。”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无法控制此时的感受,尽管羞于承认,可我的的确确鼻子发酸,视线也模糊起来。“自从她走以后,我就觉得生活在朝一个无法控制的方向滑去,”他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我会累死的。”程禾他说出这样颓丧的话来,除非我录下音来,否则,有谁会相信?接连发生两件让我震惊的事件,几乎令我感觉自己其实根本无须做出任何改变的努力,因为生活,它正在如此迅速地改变我们的面貌,任何有意的规划,都是浪费。可同时,任何的变故,沧海桑田也好,或许已经令我们面目全非,却始终不曾纂改过那心底里的守望。就象程禾最后的那句自嘲:“小凡,咱们别再折腾了,安于天命吧。”我对程禾说:“新年快乐,祝你幸福。”程禾还吞吞吐吐地对我说:“小凡,我觉得,莫安那姑娘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也甭太勉强了。”接完那两个电话,我六神无主,我惊慌失措,我对这世间原本尚存的可怜巴巴的庸俗信念似乎一下子被抽离消失,简直陷入真空,举首抬足,都无所依傍。父母在房间内看春节晚会,他们甚至还招呼我进去看,而我此刻则正心乱如麻,甚至我产生了对父母诉说的愿望。所幸的是,顾婕打来一个新年问候电话,我接了,便不管不顾她能接受与否地全说了一通,说了莫安,我还说了车克汉姆,说了程禾他即将远渡东洋。我说,顾婕,我觉得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太混乱,我真的觉得很累,我何曾不希望过一种地道些的生活。她说,我知道。我说,有些东西,或许别人看来高不可攀风光无限,我得到了,可那未必就是当初仰望的样子,有些东西,别人觉得普普通通,可我却难以得到。我知道的,她又重复说。其实,我说,我自己也清楚,不是跳不出来,而是自己没有勇气和意志力去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她默默地听我说完,不语良久。她最后说:“这么说或许不太恰当,我知道你想过一种地道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可我觉得你无须去刻意追求什么,自己喜欢什么就去追求,即便别人认为那是不好的。也许,等你再大一些,等我们再大一些,我们就都会明白的,好吗?”我谢过顾婕,挂下电话,把自己抛入沙发底部,打开音响,放进那张雅纳切克,我任凭那琴声切割思维,我依然觉得无所适从。FlanneryO'Connor还写道,你本来所在的世界已经消散了,你想要去的天堂又不在那里,而你所处的世界永远不会改变,除非你离开。的确,除非我离开,可我又如何能离开,我又能去哪里?我走进房间,母亲说:“你在干吗呢,看会儿电视吧,在我边上坐会儿,一年也就见那么几天。”我问:“现在几点了?”父亲答道:“才吃过饭嘛,7点多吧,怎么了?”我说:“我赶点东西吧,可能待会儿再去找找王非。”母亲急切地问讯:“什么时候回来啊?”“晚上12点的时候别忘记了提醒我放烟火,”父亲自嘲说,“又一年这么过去了,年纪大了,我都快睡过去了。”我说:“知道了,不会忘记的。”我从父母房间出来,轻轻带上门,我进自己房间,把CD机连上音箱,制定循环播放模式播放着圣诞歌,再把房间门反锁上。我回到客厅,关闭了音响,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随后把母亲放在茶几下层的皮包拎起来,找到车钥匙。我换了鞋,裹上厚外套,嗒地一声小心关上门,下楼,到车库,钻进驾驶座,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车给倒出来。我把车驶到马路上,我把车又停下。车内很冷,尤其是僵硬的座椅,此刻透过玻璃窗望出去,除夕的晚上几乎不见人影。街上寂寥,只有道路两侧的路灯在暗暗散发着光亮,那些高大的行道树撑起一个巨大的穹顶,只是原本繁茂的绿色到了冬天就只剩下枯瘦的枝干,在摇曳,在舞动。我曾为她点烟,我的手指曾无意触碰过她的短发,在春天,我为她端过那一盒狭长的锐利刀片。突然一声巨响从远处传来,我望向那方向,一朵烟花的绽放,足足遮蔽了半个天空,那些缤纷的色彩,充溢我心房。我静静待了一会儿,点上一支大麻,拨下号码,她的声音在这寒冷的冬夜再度浮现。我只对她说一句:“安安,我来看你。”我松开离合器,踏下油门,飞往上海。我并非未曾意识到,但凡爱情,必然同时伴随着欢乐和痛苦,甚至痛苦的成分远远大于欢喜。是的,当两个人的意识如此**裸地相互接近时,又怎么能避免互相伤害,如果利刃不曾刺入爱人的胸膛,又何来那些动人心弦的歌声。所以,我要说,我们每每动摇,每每犹豫,迟疑着是否让自己投入那一场烈焰,来熔化彼此的玻璃心。那火焰,是美丽而魅惑的。而我始终未曾明了,自己为何总是在毁坏生命里的一部分来获得那种美感。尽管我早就知晓,这种宿命,不可抗拒。有一种人,他们世故多疑,诡计多端,或许某种程度上还能在这污浊世间游刃有余,可在他们灵魂的缝隙里,在那旁人难以理解的幽晦之处,总在疯狂生长着**的野草。**的野草,自我伤害的愿望,自我毁灭。然而,从犹豫的片刻开始,他们就预感到自己会怎么做,会义无反顾地歌唱,触动那埋藏在心底里的定时炸弹,总有一天,砰地爆炸,粉身碎骨。况且,本质上,他们并不希求得到,所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