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淌的灵魂――关于文学的对话（代跋）…

中国有许多莫高窟一样的文化宝库，有许多好生活、好文化，需要我们的作家去发现。当作家拥有智慧的眼和慈悲的心时，他的成功是必然的。西部的文化积淀非常厚实，富有张力，呈现出多元化，有许多待开垦的处女地。如果有个作家把它上升到人性的层次、灵魂的层次、人类的层次，就会成为大家。但可惜作家们舍弃不了世俗的东西，致使文学缺乏对灵魂的观照。西部文化相对封闭，但不乏包容。它的封闭性使世界很难了解它，外部的人很难进入它的文化圈。但同时，它又有包容性，各类文化它都能容纳，所以它非常丰富，无奇不有。一个作家若拥有了它，就可能有一个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是可以和外部世界平等对话的，它可以无愧地和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文化平等对话。一个作家，要经常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坐标系里来衡量自己。他的存在，只有在为某个地域和某个时期的文化添了一分光彩的时候，才有价值。做人要守住本分。种田是农民的本分，写作是作家的本分。如果一个作家写不出作品来，或是写出作品，却不受百姓喜欢，自己不多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反倒怨天忧人，埋怨社会，是很可笑的事。我常说，在这世上，挤压自己的，只能是自己。折磨自己的，也是自己那颗贪婪的心。要是作家有颗强大而宁静的灵魂，任何外现都奈何不了你。陈亦新：你的意思是不是作家要有平常心？雪漠：可以这样认为。雷达老师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冬泳》，谈到冬泳有三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文学也是如此，爱好文学创作的人要经过这三种境界。无苦无乐就是最高境界。我也经过特别苦的阶段，到了乐的阶段，这时就会有成就感、愉悦感，好像道家所说的“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常似醉”，到最高境界，则破除执着而进入一种宁静状态，甚至忘了作家的身份。一旦破除了执着达到空灵即物我两忘时，才能写出好作品，人物也活了。这时的智慧是直观的，非理性的。作家不能有优越感，而最难过的也是这一关。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修养，一味沉浸在优越感中就过不了这一关。在这一点上，我的妻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她总是告诫我不要有所求，一切随缘。如果我总是希望获奖、畅销或迎合时尚，就不会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许多作家尤其是大城市的作家缺乏的正是这些，心浮气躁，追逐时髦，或摆脱不了功利的诱惑，就很难产生好作品、大作品。王安忆这一点很好，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所以，有平常心很重要，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要保持宁静，保持平常心。朱卫国（河西学院教授）：有人提倡“零度写作”，而您则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的描写中，书中充满了对农民的感情，能谈谈您的看法吗？雪漠：文学作品中必须有真挚的感情，作家的感情应该是自然流淌的，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指出，“艺术家越是从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作家如果没有情感、道德意识和正确的世界观，作品就不会有价值。我在与雷达老师的通信中谈到，我们都曾经是农民，走出农村后，如果不关注农民，钻入象牙塔，搞什么“精英文化”，玩什么“零度写作”，这是不道德的。在一次创作笔会上，有些作家总是抱怨自己待遇不高，社会对自己不公平，他们热衷于名利，抱怨作品没人看，等等。但你是否想到，当你住着几百元一天的星级宾馆、吃着成百上千元一桌的宴席的时候，这其中都有农民的血汗？老百姓不是不爱看文学，而是我们的作家没有贡献出好作品，只靠编造莫名其妙的故事，搞什么“**写作”、“肚皮思考”，怎么能赢得读者？至今，许多作家仍在玩文学，而缺乏灵魂的投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就在于他们投入了全部的灵魂。吴万福：你的小说中，融入了你对农牧文化的反思。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你觉得我们的农民最该注重的是什么？雪漠：整个农民生活命运及境遇的改变，最终要靠灵魂的改变，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所以，要紧的是要改造人文环境，完成其灵魂的重铸。我认为，重铸民族灵魂应该是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农业文明终究会被工业文明取代。中国的城市化，和农业的越来越缩小，是一种必然趋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谁能左右或是靠某个政策就能阻止的，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不管农业文明也罢，工业文明也罢，最主要的，还是人的心灵。人的优秀与否，与物质的东西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心灵。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他是不是富翁和大官，而在于他的心灵。他的心灵决定了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又构成了他的命运。小人损人利己，君子舍己为人，全在于他的心灵。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走出历史文化的阴影，叫自己的心灵放出光来。《狼祸》中的牧人为了争草场，不惜以命相搏，上演了许多悲剧。现时的世界亦然。心灵的扭曲决定了行为的可恶。所以，前几天《文汇报》采访我时，我就说：西部的开发，最主要的是心灵的开发，也可称之为观念的转变。我的创作中，在这方面费力最多，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但有识之士，还是能从我的文字后面，读出我对家乡发自内心的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