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姆病(1)

“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用玻璃做的，被人用棒球棒狠狠地从头到脚打碎了。”史蒂文·诺斯特姆（StevenJ.Nostrum），这位核工厂的保安回忆说，“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撕心裂肺的痛苦。”他的手已经扭曲变形，声带也变薄了，完全无法说话，左侧身体也已麻木。和1975年老莱姆镇那些孩子一样，风湿病专家对他的诊断也是错误的，他们都被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其实，除了关节炎，他们都还有神经学上的病变。史蒂文的情绪很不稳定，有时候平静，有时候又很狂怒，会不自觉地大声叫骂。对光线的敏感使他像个囚犯一样呆在家里，整天拉着帘子，不能开灯。对他来说，噪音就像放大了100倍，任何轻微的声音都成了酷刑。他咳得很厉害，折断了三根肋骨，并咳出大量血块。当他告诉医生，他怀疑自己被误诊、而真正的病因应该是莱姆病时，医生甚至还取笑他。但是，史蒂文的妻子是注册护士，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自己与莱姆病40个症状中的38个相符。检测结果显示，他身上的伯格疏螺旋体病毒剂量是全纽约州最高的，然后他住进医院，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但是，根据另一个患者的说法，用口服或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莱姆病，就像“用易拉罐装水去扑灭森林大火”一样，徒劳无功。被蜱叮咬后，开始的6个月病症不太明显，但再过5个月后，症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静脉注射的抗生素剂量就要加大。史蒂文回忆说：“我记得我对家庭医生说，‘医生，你知道，我快要失去意识了。’”他的心脏已经进入了垂死挣扎的阶段，不能再承受大剂量的化学药物。他开始什么都不在乎了，决定用尽他所剩不多的一点力气再做点儿事，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已经在自己教区的教堂里服务了25年，他决定更好地利用最后的这点力量。“我再也不能说话了，关节的疼痛令人无法忍受，而手指则疼得想把它切下来。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能说话，我还怎么布教呢？’这时，我听到上帝对我说，‘你还有打字机，你可以打字啊！’我只剩下左手小拇指还能活动，而我又习惯用右手。”但他没有放弃，他开始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按，把他想到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当他打第一个字母“我”时用力过度，打字机掉到了地上。“40岁的我哭得像个孩子，却又发不出任何声音。”他说。但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封信。“这是我有生以来写过的最谦卑的一封信。”这封写得歪歪斜斜、磕磕绊绊的信，史蒂文以为没有人会读，但是安·兰德斯（AnnLanders），这位全国闻名的专栏作家不仅读了这封信，还发表了它。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了。他接到了莱姆病患者及其家人打来的成百上千的电话，他们都能理解他遭受的痛苦。受到这些鼓励，史蒂文开始帮助别人，再说这样也有助于自己的恢复。他在自己家里的地下室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莱姆病帮助团体，并每月开办一次活动。通过这个组织，他发布时事通讯，出版录音带，分发宣传品，还在有线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节目，每月一次。他还在市政会议、教堂、学校演讲，并且在一次美国议员针对莱姆病召开的特别会议上作证。“虽然我已为基督教部门服务多年，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史蒂文说，“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真的认为应该挖掘此事的真相，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站在教育和预防的立场。”对莱姆病的钻研，将把他带入一个更令人惊讶的领域。美国司法部建立了名为特别调查办公室的部门，用于揭露纳粹战犯，以及隐藏在美国内部的纳粹分子。律师约翰·洛夫特斯（JohnLoftus）于1979年被这个机构所雇用，对此展开调查。在尘封了35年的秘密卷宗中，洛夫特斯发现了美国战后招募纳粹人员的黑幕。1982年，他公开挑战政府的错误行为，并告诉《60分钟》（60Minutes）栏目：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曾经保护和雇佣过纳粹高级官员。“《60分钟》栏目获得了艾美奖。”洛夫特斯说，“但我的家庭却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当洛夫特斯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白俄罗斯的秘密》（TheBelarusSecret）之后，就有间谍劝他把手稿交给政府进行审查，删除敏感的部分以保证国家安全。另外这些幽灵般的人物还交给他一些秘密卷宗，告诉他一些内幕故事。通过这些线索，洛夫特斯查到了奥地利前总统、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Waldheim）也曾是纳粹分子。洛夫特斯披露，在二战期间，瓦尔德海姆曾是德**队的一个官员，并在南斯拉夫犯下了很多罪恶的勾当7。经过这样的曝光，瓦尔德海姆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消失了。在《白俄罗斯的秘密》的前言里，洛夫特斯讲到了他通过自己的间谍网络搜集来的一些信息：更让人懊恼的其实还是那些来到美国的纳粹德国细菌战科学家，他们曾经用蜱试验那些病毒，然后通过飞机投放这些携带罕见病毒的蜱。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曾在普拉姆岛上进行过这种有毒蜱虫的实验。绝大多数有关细菌实验的记录都被销毁了，但是有一份美国的顶级机密文件证实，当时确实有“秘密攻击农作物和动物”的事情发生。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