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1)

理查德·福尔克撰大卫·雷·格里芬撰写了一部异乎寻常的著作。即使人们只以30％的宽容态度细心阅读它，它也几乎肯定能够改变我们理解方式，即改变我们理解有关处于政府最高发展阶段之上的美国立宪制民主的各种著述的方式。这样看来，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因为它描述了一种深刻的、对于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来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此外，它还描述了一个开始进行第一场既没有任何边界、也没有任何胜利和失败标志的战争的国家。即使《新珍珠港》得到了它完全应得的、公众和媒体的充分关注，它也会改变一般的公众辩论，并且对人们揭示未来的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确，一本书具有这种有可能变成一种历史力量的潜能，这是非常罕见的。《新珍珠港》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它根据最充分的学术超然精神，并通过对最高尚的学者美德——这是一种意愿，即无论证据和原因之路把研究者引向何方，都乐于使自己的探究遵循这种道路——的、具有典范性的展示，探讨了一个最敏感、最富有争议的领域：与悲剧相关的政府官员行为所具有的广阔场景。在这里，它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目标；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对于我们在政府的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之健全性和世界观的极度怀疑——这些部门对这个国家的行为和命运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领域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既包括控制一场海外的战争，也包括对国内遏制自由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制。格里芬以非常卓越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论断，即赞同对整个事件进行全面、不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资助、从符合要求的角度来看非常杰出的调查——既弄清楚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同时也弄清楚人们为什么没有把国家安全体系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崩溃，当作最迫切的国家重点问题而加以直接和充分的调查。官方对事件所做的各种说明漏洞太多，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从表面看来合理连贯的叙述，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犹豫不决，似乎这些令人痛苦难忘的事件的真相已经不值得再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洞见和对布什政府全球安全政策的许多方面的切实把握，格里芬表明，［viii］正确地理解事件，那怕这种理解为时已晚，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一个并不具有一般的开放态度的读者之所以也能够理解格里芬的评价，也是因为一批又一批未经说明的事实，因为那些当权者为了阻碍独立的调查而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以及有关布什政府的那些核心成员在事件之前所制定的、根据一份关于事件的指令做他们现在恰恰正在做的事情的行动计划的证据，都是这种评价的依据。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人们只要有30％的接受力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布什总统的几乎所有那些最武断和盲目的追随者，都会对本书的基本论断坚信不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本书并不属于“有密谋色彩的理论”类型——正像格里芬本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它至少不属于人们通常在贬义上理解这个术语的时候所表示的那种密谋理论类型。它是通过对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官方说明，和可资利用的最可靠的消息之间存在的、为数众多的不一致之处的说明，对这种证据进行的、煞费苦心和严肃认真的正视。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以下情况感到诧异，即假如从格里芬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国家的人们此前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本世纪最大的故事清楚地讲述出来。媒体界为什么保持麻木不仁的状态？作为政府的监督性分支机构、以保护美国人民为第一要务的国会，就充分发挥其职能而言为什么显得如此被动？为什么在惊人的内幕被曝光之后，一直没有任何坚持原则的公务员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引咎辞职？虽然几乎从攻击事件之日起，各地的人们就一直在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有关官员串通一气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就欧洲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但是，据我所知，在格里芬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具有这样的耐心、坚毅精神、勇气和才智，从而把这许许多多的零散片段通过一个连贯的说明表达出来。就公众对国家政权的基本合法性的信任而言，人们在相信有关这种极度不安事件的各种观点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困难在于，他们所听到的最多的各种指责性声音，都是既刺耳又不负责任的，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在并不考虑这些关注方式会不会导致有根据的调查的情况下，便把它们当作“妄想狂式的”或者“令人憎恶的”关注方式而拒绝考虑。相形之下，格里芬的探讨方式则是从容镇定的，他的论断也是前后一致和理由充足的，这使他的分析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但是，就我们对事件的理解而言，还是有一些令人棘手的势力在发挥阻碍作用的。自从事件发生以来，主流媒体一直与政府合作精心制造一种爱国主义狂热［ix］情绪，使人们关于官方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的任何一种怀疑都变成了对国家的不忠。诸如比尔·马厄（BillMaher）这样的、曾经——即使只是偶然地——对官方报道提出质疑的某些媒体人物，都接到了解聘通知书、被划入另类并使之保持沉默，这表达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吓任何一个试图发表不同政见的人的信息。对美国国旗的挥舞变成了具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思想的替代品；诸如“把我们的观点统一起来”这样的口号，也是被当作扼杀所有各种批判冲动的地毯式轰炸炸弹来使用的。这种把爱国主义等同于毫无保留地接受当前政府各项政策的、遏制思想的做法，一直是为了某些总统幕僚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这些人一直认为事件并不是一场国家的悲剧，而是——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费尔德在该事件两周年纪念的时候，与吉姆·莱勒（JimLehrer）所进行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所使用的话来说——“一次貌似灾祸的上帝赐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