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袜子们"的结局(4)

在被"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中，以董福祥最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馆时人人皆知的指挥者，按照各国提出的"惩办"条件，第一个应该处死的便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但是，联军攻入京城之后，他带领甘军"大掠西归"，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盘上。这一下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说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虑激回变，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肃给荣禄写过一封信，除陈述自己的报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说明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在荣禄的指挥下做的--"以公驱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说他和荣禄的命运应该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最后，他威胁说：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罗■■《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4页。可以想见荣禄读了这封信之后惊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为全部归结于荣禄的授意和指挥，而且还扬言说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他肯定"揭发"他并且起来造反。荣禄害怕的是两个局面：一、如果这封信落到洋人手里，自己不知是否还会如此逍遥；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规模造反，东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灭清，自己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病。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这个比喻倒也形象。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