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2）

原来，这个时候军方也还在为安排随军记者做准备工作。对他们来说这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媒体开放，许多事还在边做边学的试验过程中。休斯说我们被分配在第32陆军防空和反导部队，建议我们尽快到科威特报到。“真的会打仗吗？”我不敢相信自己将目击一场战争。“总统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停了一下，又说：“但是，我的建议是尽早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23日，我收到了一份联军新闻中心发来的“建议携带物项清单”。清单上用加重又加下画线的字体写着：准备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生活。我又给科威特打电话，问应该带些什么东西对付“非常艰苦的生活”。“你应该带夏季的衣服，马上就开始热了。”一个不认识的军官接电话，“这儿的风沙很大，你知道什么叫沙尘暴吗？”“我是北京人。我记得北京有几次沙尘暴挺可怕的，遮天蔽日的黄沙。”“啊，那就好，那就差不多。我建议你带些围巾和帽子，如果你近视的话，最好不要戴隐形眼镜。”“哦，是吗……”我一一记下，“听说在科威特不能穿裙子是吗？”“对，这是他们的风俗。另外也不能穿短裤。”他想了想，“多带几双袜子。如果你必须跟着部队行军，保护你的脚是很重要的。还一定要带水壶──这儿完全是沙漠，没有水你就死定了。另外，”他接着说，“找一件FLAKVEST。”“什么？”我听不懂，“什么叫FLAKVEST？”“防流弹的一种防弹背心。”他推荐了两家军需品商店。27日，在华盛顿的郊区，我们找到一家叫做RANGERSURPLUS的军需品商店。参加过越战的老板听说我们是为随军做准备，脸上的微笑马上消失：“他（美国总统布什）还没有抓到拉登，又去打伊拉克做什么？！”在军需品商店买东西对我来说十分新奇，原来，许多的军用品都具备多种功能。比如，两件雨衣撑起来可以合成一顶帐篷；收音机上有手电还有闹钟和警报器。最让我兴奋的是，看到一件加拿大步兵的防散弹背心。我过去把它拎起来，想试穿，“哇！这么重！”我没想到，穿上去好像罩了一层盔甲，为了保护脖子设计的高领，强迫我一直抬着头。老板看着我笨拙的样子笑笑说，最近来他店里买东西的军人、记者和特工很多，有趣的是：军人都想扮成记者，而记者却想扮成军人。这个周末打电话回家，跟爸妈说肯定要去科威特的消息。“呦，危险不危险呀？不去不行吗？”妈很担心。爸虽然也很紧张，还是很沉稳的语气：“小心点啊！特别是生化武器。别一定要往前跑──再重要的新闻也要保证安全第一！”只有弟弟的话最让我放心：“别忘了带点美军的纪念品回来。”──我每次出远门旅行，他也总是这样说。昨天，3月3日，是我们出发之前的最后一天。邮购的卫星电话、头盔和机票等都在这一天才寄到。在收拾行李、向加州的财务部报账、预订科威特的酒店等等杂务之间，我和萧燕接到凤凰卫视美洲台买不到战地人身保险的通知。美洲台的领导说，保险公司都觉得，在战地采访的风险太大，出现事故要求索赔的几率比较高而不愿充当这种“冤大头”。我们的选择是要么去冒险，万一出事按“工伤事故”处理；要么就放弃。“怎么办呢？”我和萧燕都犹豫了一下。“万一只剩下她们孤儿寡母的，连保险费都没有……”萧燕盯着公司传真过来的通知自言自语，想的是他的太太和女儿。“应该没事吧？”我习惯性地、理想主义地想象着。“我们先到科威特去看看，如果太危险就回来。”爸妈的担心在脑子里闪了一下，但稍纵即逝。“唉，听天由命吧。”我们不知道是在安慰别人还是在安慰自己，没时间多想，就在公司标明“不负责保险赔偿”的备忘录上签了字。“请问您要鸡肉还是牛肉？”随着一阵包装锡纸被打开的声音，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空姐开始送晚饭了。我只想睡觉，因为昨天睡得太晚，而今天又必须早起。一早起来，把一个军用背包和自己的一个行李箱拖到公寓楼下。因为预计可能在海湾停留一个月，我多交了一个月的房租。上出租车的时候，司机看到我的军用背包问我，是不是预备役要去训练。知道我要去报道美伊战争后，他说，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就是2000年投了布什一票：“这个愚蠢的总统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用战争解决！”我突然愣了一下，心想，在几个政府最高决策人做出宣战决定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这一命令会影响到多少人、多少家庭吗？从办公室快要出发的时候，萧燕的家人和新华社即将去小鹰号航空母舰上随军的记者胡晓明来送行。小小的房间被访客和我们的器材、行李挤得水泄不通。胡晓明试穿我的防弹衣，戴上头盔，看上去像一个防暴警察。他、萧燕、香港《苹果日报》的两个记者和我，是五六百名随军记者中仅有的中国人，彼此的距离就更近一些。我和胡晓明在告别时互相说声“保重”，真的不知道各自什么时候回到华盛顿，或是能不能回来。现在航班进入夜间飞行，灯都熄了。我盖上小毯子，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