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享有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大量旅行，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当选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长。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新任命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到许多话题，包括与前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长职位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丑闻即将接近尾声阶段，我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还有在开罗与萨达特的一个关键会议。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黑格非常顽固，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约会事宜。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订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认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我觉得由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这些强硬的措施强加给满心不情愿的公众，至少是很尴尬的，而且我感觉我很可能最终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于大通本身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很怀疑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大通是否妥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总统的提议。几天以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威廉·西蒙—所谓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尔茨的职位。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我谢绝这些官位有很大关系（包括1979年卡特总统跟我谈起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职位），同时我对银行的承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我对大通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以及对与我共事和我为之效力的人们的一种责任感。此外，我极其喜欢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没有职责范围的大使”而取得许多成就，造福美国。在银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经常代表银行会见我所访问的国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偶尔总统也会—请我代表他们执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务。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瓦文萨被镇压以后，我帮助维持了与贾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后门”的畅通；1981年年初，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要求下，我号召美国商业界支持牙买加新当选的爱德华·西加保守政府。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里，许多人声称这些活动是不合适的，干扰了我在银行的职责。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动的结果是与外国政府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美国内部公私界之间的合伙关系。进一步说，我那些所谓的外部活动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好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银行在全世界的名声方面。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