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在圣经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负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晨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