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森去世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阿曼苏丹王在马斯喀特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用最热烈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就得到了恰当的承认和理解。·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将自己的目光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美洲事务办公室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语能力。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长期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被看做是英雄。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制定人。但是，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担任4届纽约州州长期间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进步的社会方面，政府的作用最关键。虽然是个共和党人，但内尔森与有组织的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建立了密切、持久的关系。内尔森从来不会让传统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因此改变了纽约州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结构，注入了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他的许多成就包括发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园面积、彻底修改了税收体制。在内尔森的领导下，纽约成了进步型州政府的楷模。内尔森希望将自己在纽约的成功转变为持久的国家权力。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在共和党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他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对于党内新兴的保守派来说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党人”对于坚定的右翼人士来说还是一种咒骂。另外，内尔森与托德的离婚、与哈皮的再婚使他在党内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从来没能从中恢复过来。内尔森是个创造性的坚强领导人，是美国20世纪期间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还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个优秀的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