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相片的故事

这里有一张照片：家里所有的男子都等候在塔里敦火车站，迎接火车把祖父的棺柩从他在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比奇的冬季住家运来。1937年5月23日，他在自己的床上悄然过世，享年97岁。虽然官方宣布的死因是巩膜心肌炎，简单地说，他就是老死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祖父”，而不是历史书上的“强盗男爵”或者伟大的慈善家。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孩提时期：慈祥而宽厚，深受我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和全家人的敬重。如今回想起那个画面，我发现那是一个绝好的写照，“捕捉”住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在人生道路上的位置，以及我们也许会一起走向何方。约翰以其一贯的性格，站在人群的边上。31岁的他是家里的长子，家族的继承人。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加入了家族中许多机构的董事会，其中有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RockefellerI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和殖民风格威廉斯堡修复协会（ColonialWilliamsburg），培养他成为家族的领袖。但是，他羞涩腼腆，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内尔森—同样符合其一贯性格—努力让自己站在了这幅相片的正中央位置，傲然地看着镜头。他29岁，不久即将成为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Center）的总裁。27岁的劳伦斯是个哲学家、商人，目光凝望着不远处。他正成长为航空界领先的投资人，不久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埃迪·里卡巴克一起买下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Airlines）的大量股份。温斯罗普长得最帅气。母亲奥尔德里奇的特征—有人可能会将其描写成“很有性格”—与洛克菲勒的基因综合起来，产生了电影明星般的美貌。温是我们中间最调皮捣蛋的一个，从来不能融洽相处。他已经25岁，在得克萨斯的油田当油井修建工。我是最小的一个，21岁，看上去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刚刚完成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那年夏天将去伦敦经济学院继续我的学业。已经略显老态、63岁的父亲昂然矗立在那里，绝对的坦城直率，一脸友善、仁慈。也许略微有点距离。·我们把祖父带回了他跟父亲一起于25年前在波坎蒂克山家族地产上建造的宅子里。宅子取名叫“基魁特”（Kykuit）—这是荷兰语，意思是“眺望”—坐落在山顶上，壮观的哈得孙河尽收眼底。第二天，只剩下直系亲属和几个挚友的时候，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我记得那是美丽春季的一天，法国门敞开着，通往露台，哈得孙河在我们的下面泛着耀眼的蓝光。祖父最喜欢的风琴手—阿彻·吉布森博士—在大厅演奏着。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随着他的乐曲假装表演一番。里弗赛德教堂（RiversideChu-rch）—那是我父亲建造的—的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致了悼词。葬礼结束后，大家来回转悠的时候，祖父的贴身男仆约迪先生朝我做了个手势。约迪是个衣冠整洁的瑞士人，30年来一直作为贴身男仆陪伴在祖父左右。我跟他很熟，但是，他在我面前从来都是缄默寡言的。我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拉到一边，走进一个无人的过厅。“你知道，戴维先生，”他开口道（自打我记事开始，仆人们从来都是这么称呼我们。“洛克菲勒先生”太容易混淆，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人可以叫这个名字，而直呼其名又太过亲密），“在你们所有兄弟当中，你祖父一直觉得你最像他。”我当时一定是一脸惊讶。我万万没想到他会说这个。“是的，”他说，“他最喜爱的就是你。”我笨嘴拙舌地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只是摆摆手，说，“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内尔森。但是，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