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初小传(1)
梁兴初(1913—1985年),江西省吉安县人。年少时是个顽童,因调皮淘气,学校只得让其退学。父母先后送他学裁缝、理发,都半途而废。到他14岁那年,父母又送他到铁匠铺去当学徒,没想到学打铁把梁兴初锤炼成人了。梁兴初在铁匠铺里挥舞铁锤,一干就是三年。1929年2月,**率领的工农红军转移到了吉安一带,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开展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梁兴初怀着兴奋的心情,于次年2月报名参加了红军,从此告别家乡父老,踏上了革命征程。梁兴初刚参军不久,便赶上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围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在连中三弹,鲜血直流的情况下,他挣扎着又站起来,继续与敌人搏斗拼杀。直到战斗胜利结束,前面传来消息说敌前线指挥官张辉瓒被红军活捉时,梁兴初这个勇敢的新兵才被战友抬下去。在中央苏区,梁兴初后来又参加了其它四次反“围剿”作战,曾多次英勇负伤。经过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他历任班长、排长、连长,逐渐成长为红军的初级指挥员。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后,部队进行改编,梁兴初调任红1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长。部队行进到哈达铺附近时,一天,军团部通讯员飞马来报,让梁兴初和指导员速去军团部领受任务。两人跑步来到军团部,见**、**、左权、聂荣臻等都在场。左权招呼两人来到地图前,指着地图说:“你们立即出发,到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草。”**也走过来,补充道:“你们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近期的,各种报纸都给搞几份来。这是一个特殊任务哟!”“是!”梁兴初与指导员两人立正行军礼,领命而去。这天午后,梁兴初便率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哈达铺。哈达铺地方不大,镇长等当地头面人物听说“中央军”来了,慌忙出来迎接,国民党驻岷山县军队的少校副官也过来拜访。梁兴初趾高气扬地对镇长吩咐道:“我是打前站的,长官和大部队都在后面,你们赶快派人去筹备粮草。”镇长不敢怠慢,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办理。梁兴初和指导员、副连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指导员曹德连便带了几名战士到邮局找“精神食粮”,副连长刘云彪则带领两个排迅速控制镇内保安队武装。不多一会儿,刘云彪回到镇公所向梁兴初示意,已经解除了保安队的武装,而曹德连却只找到几张发黄的旧报纸。这时,梁兴初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大声宣布:“我们是**,是红军!这里的人谁也不准动!”一下子把敌人吓呆了。正在梁兴初他们抱怨这地方太偏僻闭塞,没有找到“精神食粮”时,那个国民党少校副官讨好地说,他带了一捆报纸放在驮子里。战士们忙把几个驮子打开一看,果然有《大公报》、《山西日报》,虽然是8月份的,已过了一个月,但对于红军来说还是新闻,他们已有很长时间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了。曹指导员一张张翻阅着报纸。突然,一条登载徐海东率领红军连克两当、秦安、德隆等县城的消息映入眼帘,随后又发现一条陕甘红军7月下旬打破国民党第二次“围剿”,共歼国民党正规军四个团二十四个连计2200余人,解放了安定、延安、延长、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城,使陕甘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消息,这让曹德连、梁兴初高兴得要发疯了。为了让**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日知道这些好消息,梁兴初决定连夜将报纸和那位国民党少校副官送到军团部。果然,一到军团部,**一看报纸便大笑道:“哈哈,我的妈呀,革命成功了!”马上,命人将俘虏和报纸送到了**那儿。**更加高兴,吩咐梁兴初道:“把这个少校副官交给**处理。一定要优待和宽大,他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立了大功。”然后还说道:“我们的侦察兵这次出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根据地给‘抓’来了。好!就这样,从现在起,你的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每到一地,你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找精神食粮!”第二天,**就在一座关帝庙里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兴奋地大声说:“同志们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是国民党的报纸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地挺进。1935年10月,梁兴初跟随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在前进到泾源去固原的公路上时,发现敌人一支骑兵部队正在休息。梁兴初命令战士们迅速隐蔽,并跑步向军团首长和**报告敌情。**得悉情况后,命令梁兴初率部消灭敌人,但不要伤了战马。这一仗,梁兴初指挥侦察连毙俘敌200多名,缴获战马140余匹。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来到侦察连传达**的命令,决定把侦察连正式改编为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梁兴初便成为我军第一任骑兵连长。抗日战争开始后,梁兴初参加了平型关等大小战斗。在平型关战斗中,梁兴初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第1营营长、被安排在“斩蛇头”的位置上,任务是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使日寇前队与后队分开,首尾脱离。日军板垣师团进入八路军伏击圈后,梁兴初率领的第1营打响第一枪,全营将士满怀国仇家恨,向日军射出复仇的子弹,接着,战士们英勇顽强,一阵手榴弹扔出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四散逃命。完成“斩蛇头”的任务后,他又率领全营“扎口袋”。当敌人发现山岗上老爷庙处我军的薄弱环节后,便蜂拥般地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企图打开缺口。为了防止敌人逃跑,梁兴初又奉命率第1营冲向老爷庙,死死堵住了这个缺口,致使敌人陷入不可自拔的绝境,保证了平型关战斗的全部胜利。1938年12月,时任115师685团副团长的梁兴初担任了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他与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率领该支队挺进微山湖湖西,开辟了湖西根据地。1939年,为扩大主力部队,上级决定,将湖西部队整编,梁兴初任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4大队队长,王凤鸣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兼第4大队政委。正当根据地迅猛发展之际,湖西地区的部分极“左”干部却搞起了“肃托”运动。1938年8月,湖西地委青年干部学校学员王须仁向党委汇报说,学员中有“托派”活动,以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随后,王须仁亲自审讯,采用严刑拷打逼魏定远供出一批名单,接着又从名单中挑出地委组织干部曹光善,如法炮制,又供出一批人员。尽管魏、曹两人口供不一致,而且曹光善受刑而死,但地区党委主要领导并没有提出异议。于是,王须仁有恃无恐,派人把名单上的所谓“托派”统统抓起来,采用捆绑吊打、灌辣椒水、摇电话机过电等手段,大搞刑讯逼供,受刑者支持不住,便乱咬乱供,结果“托派”名单数目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王须仁这时也感到棘手了,便找第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出面。王凤鸣一向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妄想在湖西称王称霸,他不仅不阻止悲剧的发生,反而全力支持“肃托”行动。就这样,湖西支队的一大批优秀干部都被抓起来了,“肃托”运动像瘟疫一样在湖西蔓延。梁兴初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情况,但对“二王”乱抓乱杀、刑讯逼供十分反感,多次向王凤鸣提出不同意见。王凤鸣非常恼怒,反诬梁兴初与徐州日军有电台联系,并采取欺骗手段,突然将梁兴初抓了起来。9月18日,“二王”经地区党委书记同意,在鱼台县谷亭镇召开公审大会,张贴谎称“奉**中央之命”的布告,将军事部长张如、统战部长王之彬等79名革命干部公开枪决。随后又陆续杀害了宣传部长马宵鹏、社会部长赵万庆、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等大批重要干部。在这种恐怖威吓下,湖西地方和军队干部人人自危,许多人被迫逃离,仅2000人的第4大队,在一周内就跑掉了六七百人。徐州日军司令部获悉此事后饮酒庆祝,因为这比扫荡的效果强多了。听说梁兴初被关押,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哪知王凤鸣这时已杀红了眼,反而想把彭明治也抓起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彭明治赶紧向师部领导罗荣桓、陈光拍电报求援。此时,为逼梁兴初就范,王凤鸣继续指使手下人对他用刑,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为了保护战友,梁兴初忍着巨大的痛苦,决不屈服。此时,115师政委罗荣桓接到电报后,感到问题严重。他抽调了一支警卫部队,把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几乎全部带上,马不停蹄,连夜奔赴湖西。王凤鸣这下慌了手脚,他一面封锁消息,一面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就在罗荣桓到达的前几个小时,王须仁还亲自到牢房,当着大批关押干部的面,指使人将民运干部陈景文活活打死,并威胁道:“再不招供,这就是下场。”罗荣桓一行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后,便立即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来汇报。王凤鸣一跨进罗荣桓的住房,见罗政委面色严肃,便心里发慌,硬着头皮拿出编造好的材料汇报。罗荣桓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单刀直入地问:“你们为什么将梁兴初抓起来?”“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雪山,过草地,身上十几处伤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王凤鸣还想继续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痛斥:“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罗荣桓命其悬崖勒马,回去好好反省。然后罗荣桓一行打开牢房,把梁兴初等同志解救出来。梁兴初这位令日伪军闻名丧胆的红军指挥员,要不是罗荣桓昼夜驰救,差一点成了王凤鸣刀下之鬼了。不久,梁兴初伤病痊愈,重新走上了山东抗日战场,在罗荣桓同志和山东军区的领导下,率部与日寇、伪军进行了上百次浴血战斗,并使自己的队伍不断壮大,历任教导第5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于1945年8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