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小传(5)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向阎锡山详细陈述西安事变的经过。

阎锡山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命秘书将此事电告南京，太原的报纸亦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

阎锡山还准备派出代表赴西安调停张、杨与蒋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张、杨准许他的代表去西安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

其代表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此时**代表到达西安，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阎锡山通过彭雪峰与**中央保持联系。

12月22日，**给阎锡山致信，说“陕变突起，事出非常。

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

，又指出“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并商量一些具体的建电台和通信站的事宜。

但是这时，张、杨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张学良也就不愿让阎锡山分一杯羹了。

阎锡山一时被蒙在鼓里，对西安方面的进展毫无所知。

25日，他对傅作义说：“擒虎容易纵虎难，自古没有这种事实，也没有这种道理”

他满心希望利用这一事变，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目的。

不料当天，阎锡山驻南京的代表赵丕廉急电向他报告，蒋介石已脱险由陕飞到洛阳。

阎锡山半信半疑，双手插在腰后裤口，不停地踱来踱去。

直到蒋介石的座机抵南京，赵又以急电告阎，阎才确信无疑，阅电后，瘫坐在了沙发之上……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7月14日，**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来一信，提出进一步合作抗日的办法。

月底，阎锡山表示与**正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8月2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被任命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

阎回晋后，将红军新改编成的八路军划归第2战区战斗序列，挺进晋北作战，同时组织了达四十五个团的新军，并为其配备了武器装备。

9月中旬，日军侵入山西境内，阎率部迎敌于代县太和岭。

八路军115师343旅则进军平型关，伏击日军告捷，歼敌千余。

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队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时全**民抗日信心倍增。

此后，阎锡山为阻止日军南下，在忻口大战二十余日，予敌以重创。

此战，抗日将士也损失惨重，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骐、旅长姜玉贞、郑廷珍以身殉国。

此时，日军改道娘子关攻入山西。

阎锡山放弃忻口，令傅作义等部固守太原，激战两天后终于失守，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

阎锡山率部退守临汾，抗日信心动摇。

在同日军的激烈作战中，阎锡山的军队损失惨重，实力大减。

而在**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2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却在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

对八路军的发展，阎深感不安，心存疑虑。

不久就开始采取降日、**、拥蒋的路线。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

1940年1月，中国**派肖劲光和王若飞来和阎锡山谈判，并带来**的亲笔信。

**在信中对他的成就作了肯定，并希望双方再度合作，信中说：“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得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

经过谈判，迫使他答应不再进攻新军，限制了双方活动范围。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４月将第2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

由于南村与“难存”

同音，阎锡山就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

，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

这样，一来表示要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存在和发展的决心；二来表示“克去难存”

，便能住下去。

他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

，果真，阎锡山在这里一住便是五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提出了“存在就是真理”

的哲学观点。

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

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

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

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

“我们无论如何要以存在为目的，先要能存在，采取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

“一切为了存在”

、“无条件地存在。

他还宣扬他的“唯中哲学”

，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

同时，阎锡山还在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

，后改称“洪桐训练班”

，将军队连级以上和行政小区以上2万多军政干部进行训练。

训练期间，阎锡山亲自授课，宣扬他的“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

的谬论，并用《论语》中的警句来试图证明其合理性。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与进占山西的日军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给阎，并为之提供装备。

此后阎分别在日军占领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成立办事处，进行情报交换和物资交流，公然投降日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对他的这种降日行为，中国**对他提出多次警告。

11月30日，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会见阎锡山，长谈三个多小时，向他分析国际形势，明确表态说谁要投降就打倒谁。

这次谈话使阎心中有所顾忌，但一时还未放弃降日的打算。

直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才暂缓了降日行动。

次年，日军不断逼阎履行协定，并威胁要进军晋西。

阎锡山感到“生存”

受到威胁，3月发动了晋西大保卫战，痛歼日军。

日军又派代表与阎谈判未果，遂用飞机撒下大量《汾阳协定》和有关照片，并对阎军再次用兵，在晋南消灭了阎的一个军。

此后阎又与日军勾结，配合日军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利用与日伪勾结的关系，暗中派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以图夺取胜利果实。

1945年他又对日伪敌区行政官员发委任状，保证将来不对他们以汉奸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