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

**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笃志好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酷爱读书，读起书来，简直入迷，把读书学习视为生命。**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有浓厚的读书兴趣，而且他的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他非常珍惜这些译本，长征途中在患病的时候，还躺在担架上读。经过万里长征，书虽然破旧了，但他仍爱不释手，在延安还是经常反复地读。在**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由此可见他的勤奋读书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1958年3月，**在成都主持召开一个会议，在开会的20多天中，他为了不耽误读书，就在办公室里吃饭。吃饭时，他把面前的文件、书刊往旁边一拨，端起饭就吃。还没有等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又全神贯注地工作或学习起来。有一年夏天他在武汉，虽天气炎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拿来毛巾请他擦一擦，他风趣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特别注意珍惜时间。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7]**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是有的。”**就是这样挤时间读书学习的。**读书十分注意持之以恒。还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他作过一幅有关读书的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自己就“贵有恒”，一生从未间断过读书生活。他在晚年，身体衰老了，视力减退了，但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不见低落。在患白内障之后，他的视力极弱，只能用放大镜一点点看书，或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1975年，眼睛作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他又开始了大量的读书活动，有时竟然一天读上十几个小时，甚至躺在床上量血压时，仍是手不释卷，真是读书成癖。**说过：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所以，他在读书学习上始终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一生从末间断读书生活。**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读书学习不止的人。直到临终前一天他仍然在关心国事，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要看一本有关日本三木首相的书。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福明回忆：1976年9月8日，**已进入弥留之际，医生不断抢救，他反复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时，他还是要书看。他讲要一本书，但他语言含糊、声音微弱，连最能听懂他的话的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着急了，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在纸上写了“三”字，然后又用手敲敲床，周福明猜是和“三木”有关，轻声问：“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书？”他默默地点点头。三木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进行大选，此时病危的**仍关切地注视着日本局势的变化。当秘书找来有关三木的书读了几分钟，他又昏迷过去了。这是**读的最后一本书。**读书，长期以来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这是他从他的教师徐特立那里学来的。从青年时代起，**在读书时，就总是作出各种读书标记，画着△、?、○、—、?住ⅰ獭ⅰ酢、=、▲等等符号，很多地方圈旁有圈，杠外加杠。这些符号反映了他对某个观点的欣赏、赞同、怀疑、反对、不解或深思。为了便于查找，他还在有些书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写下自己所需要的目录。**还特别爱写读书批注。这些批注，少则一个字、两个字，多则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哲学批注》一书，记载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张贻玖的《**书房》和《**读史》，详细介绍了**读马列著作和读史所作的批注情况。这些批注和符号，体现了**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动笔墨不看书。”**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他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8]**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当然，**读书也是有所侧重的、有所偏爱的。他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而酷爱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有目的地读，认真反复地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地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三复四温。几十年间，**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宣言》一书，**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1939年底，**在延安时，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9]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他就用心读过，**于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一边读，一边在书上做标记。在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晚年虽犯了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仍不愧为我们全党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典范。**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他阅读鲁迅著作十分认真，对鲁迅著作的思想性、战斗性、人民性了解得最深，他在自己的著作、讲话、报告和一些书信中多次谈到鲁迅和鲁迅的著作，并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说自己的心同鲁迅的心是连在一起的。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还爱读历史书籍。他的历史知识是很渊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仅《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4000万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曾从头到尾读过，其中有些部分不只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读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古为今用”。1956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在“古为今用。”[10]他一贯提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重视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引为借鉴。历史学家周谷城曾钦佩地赞叹说：“**‘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还爱读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词、曲赋、小说等)和各类杂书。这也是他从幼年时代养成的习惯。《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各种版本，他差不多都读过，有的还读过多遍。**最推崇《红楼梦》，他读了多遍，从其中挖掘出有价值的内涵加以发挥利用。在诗词方面，自《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他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他比较喜欢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尤其是喜爱读“三李”(唐朝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类“杂书”，如《智囊》，《笑林广记》等，他都读过，《容斋随笔》一书他还反复多次读过。**在阅读大量古籍的过程中，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像他那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在近现代革命家中是不多见的。**曾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他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在50年代后期，他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学英语，也是**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的存书和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他在中南海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主要的是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与选集；第二类是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各种教科书和理论书籍；第三类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第四类是各种中国古书，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均是一部分)这样的类书、丛书到各代笔记体小说、随笔，从诗词、文论到市井笑话集；第五类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如《鲁迅全集》、《革命军》等；第六类是工具书。此外，还有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读书需要，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可见，**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是很惊人的，可与其相比的大学问家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