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日子

上飞机前几分钟,我们被告知我们获得了MTV“最佳组合奖”。通常,在这些活动中,你很清楚你会得什么奖,但是,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是站成一圈,伸出胳膊相互搂着,我们太激动了。感觉这就像一个新的开端。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媒体会像秃鹰一样围着你盘旋。没有“斯文加利辣哥”,“辣妹”完了。死了。他们这么说。

这是最糟糕的噩梦,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刻。因为我们拿回了从我们身边偷走的东西。西蒙·福勒总是说一个男人将会毁了这个组合——指的是来自外部的我们男朋友当中的一个。但是,开始让“辣妹”相互疏远的那个男人正是他。

因为我们在英国的日子非常有限,我们飞自鹿特丹的航班午夜以后降落在卢顿。公平地说,保安帮我们到了机场——毕竟,他们也坐那架飞机。但是我们到了卢顿以后,他们就走了。大卫正在等我,还有一个司机在那儿接其他人。其他没有一个人露面,他们像苍蝇一样飞走了。事实上,他们受雇于“辣妹有限公司”,但是他们也相信那个神话,西蒙·福勒创造了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们的录音合同是直接和维京签的,他们同意帮我们渡过难关——“辣妹”砸了锅是他们最不希望的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优势,即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维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近我们发现“辣妹”在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挽救了维京。

就这样,我们到了伦敦,在我们声誉的颠峰时期,重新开起我们自己的车,寻找停车计费器和1英镑硬币以及其他东西。这完全像做梦一样。当这个消息最终传出去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按计划继续我们的日程,以让每一个人,从赞助者到歌迷,相信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变。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较大的障碍是“相约‘辣妹’”,这是“伦敦周末电视”的一档电视节目。幸运的是,该节目正由安迪·彼得斯制作,那时,他更像是我们整个集体的朋友——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完全支持我们,尽他所能来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喜出望外。

当我们到那儿排练的时候,有两张熟悉的面孔在外面等着。凡尔纳和JP,我们的保安。

“我们以为你们是不准这么做吧?”

“在我自己的时间里,没有人告诉我做什么,”凡尔纳说着,笑得像一只柠檬。

但是,凡尔纳和JP只是那些人中的两个。多数那些自从“辣妹”起步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只是拥抱一下我们,说他们感觉太糟了,希望我们有好运,然后就走了。在排练时来看我们的那些人中有一个是我们的电视宣传员,尼基·查普曼(2001年,她作为“流行歌星”电视评判团的一个成员出名了)。她唠唠叨叨地说着她的感觉有多么糟,但是,我们不管。哭过之后,她就对我们说:“祝你们好运,再见。”我想说,这很公平,我们和西蒙分手了,但是,此前上帝知道有多长时间,付你们薪水的都是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尼基可能认为,我们自己应付不了,我们不久就会回到西蒙身边,而西蒙就会因为他们不忠而解雇他们。

我们真的没料到我们会得到这样消极的议论,类似“嘿,真遗憾,姑娘们,但是你们本不该相信你们自己的那点本事的”。人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成功,不相信“辣妹”背后无人撑腰,不相信这竟然只是一群姑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可是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姑娘啊。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们很痛快。我们又成了一帮。

排练结束后,我们去了律师办公室。有太多的事情要决定,太多的事情要做。虽然我们一直知道这不容易,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要做多少事情。

“你们还没有结束吗?”妈妈又一次打来了电话,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回去。那天是露易丝的21岁生日,我们在花园里支了个帐篷,里面放了一些巨大的取暖器,因为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人们也陆续到了。

终于,我可以走了。我疲惫不堪。我让我的司机打开收音机。这些年以来,我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车上打个盹儿,小憩片刻,而开着收音机通常会有助于睡眠。尽管我没有真正在听,但我突然听到“辣妹”的字眼,就一下子醒了。这是首都电台流行音乐主持人尼尔·福克斯的声音,或者叫大家都知道的“福克西”。我们和福克西的关系一直不错,他总是给我们提供帮助,百分之百地支持“辣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和他相处得也很融洽。

“我们刚刚得知‘辣妹’和她们的经理人西蒙·福勒分手了。”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我想,又闭上了眼睛。这总得发生。只不过我们本以为这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