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芮要退出

大卫的爷爷乔小时候起就在弗里特街上的印刷厂工作,甚至连他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报道。尽管他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仍然在工作,而且他确实充满智慧。工作让他头脑活跃,他说他喜欢工作。他就像一本百科全书,知道媒体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报道以及谁一直在努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到伊斯灵顿,我们总会去拜访他们,佩吉,大卫的奶奶,会为我们准备好茶、咖啡和三明治。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现在他们就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我们一起为大卫过了生日。幸运的是主赛季已经结束了,因此大卫在5月22日和23日的周末也来到了哥本哈根与我相聚。

尽管晚上我有演出,至少白天我们可以在一起。星期五天气不错,我们去运河周围散散步——太浪漫了。星期六早晨,我们还没起床电话铃就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露易丝要生了,并且一直在叫着要我去。天知道为什么,可她确实这样喊着。

我该怎么做?成千上万的歌迷来看演出,可是抱歉,我不能去了,因为我妹妹要生小孩。更让人惊奇的是,我们在电影《辣妹世界》中用过完全相同的情节。

可是,我们除了等待什么事也做不了。尽管天气很好,我和大卫还是一直呆在宾馆的房间里,只是在中午下去到餐厅吃午饭,我要了常吃的鸡肉和蔬菜,大卫吃了一大块法国布里白乳酪以及至少一整条法国面包。我说:“上帝,如果我们有孩子,我们得叫他法国布里白乳酪。”关于那个周末,我能记得的事就是关于孩子。我那么希望待在露易丝身边,可是当时我在丹麦,而星期一晚上我们在芬兰。大卫往嘴里填着白乳酪,这时,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宝贝儿,那很容易,雇一架私人飞机。”

那太可笑了,即使付得起那笔费用,我也从未这样想过,大卫有几次乘私人飞机来看我,可我还是理智的,从未想过要花那么多钱去什么地方。

那确实是一大笔钱,因为时间仓促,我们只能乘他们当时仅有的一架飞机,而那是一架大飞机。正当我们要登机时,我父亲打来了电话。露易丝生了一个女孩。他说他会在斯坦斯德等我们,然后直接带我们去医院。尽管飞机已经备好了,我们也准备好了一切,可是在十一点之前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哥本哈根,因为在午夜之前我们不能回到英国,因为“境外免税年”,更糟的是,我们的会计师通知我们,新的工党政府废除了“境外免税年”。我们可以现在就放弃,如果我们继续,我们应缴的税收只能免到新政策颁布之日。最后,算上所有额外的飞行费用,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家人,我想我们一分钱也没省下来。

可怜的露易丝分娩不顺利,最后医生们只能用产钳把婴儿拉了出来,因此小孩的头成了奇怪的圆锥形,每个人都在说:“多漂亮的小孩啊!”可是我心里想:“不,她不漂亮。”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才得以休息。为了训练不迟到,大卫一大早就飞回了曼彻斯特,我则回医院陪了露易丝一天,然后乘飞机去了赫尔辛基。如果在午夜之前不离开英国,我就太傻了。

星期三,一样冗长而毫无意义:我们得去伦敦参加彩票抽奖节目,因此我们离开赫尔辛基,以便在半夜前到达伦敦。第二天半夜之前,我们在回奥斯陆的路上,工作人员已经在安排我们的下一次音乐会,但至少那天我可以见到利伯蒂,这是露易丝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的名字,当时收音机里正放着“神韵”演唱组的《幸运的人》。

在去医院的路上,那应该是星期三的早晨,手机响了。

“你好,维多利亚”——是安德鲁·汤普森,“辣妹”的律师——“方便说话吗”?

他并不总是这么谨慎。

“什么事”?

我能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

“洁芮要离开乐队了。”

这些话停留在我脑子里的某个地方,我像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肯定是玩笑,这一定是个玩笑。

“噢,好吧。”

“不,这是当真的,维多利亚。洁芮要离开乐队。她受够了。她不想再回来了。”

我——真的——无法——相信。

“那么我们得开个会。中午十二点,在我的办公室,好吗?”

如果当时有人给我拍张照,那绝对不好看。猴屁股都要比我好看得多。

“不,中午我去不了。知道吗?我妹妹刚刚生了小孩,我现在正往她那儿去。对我来说,这比什么都重要。我可不愿意一天都待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很抱歉,但今晚在抽奖节目上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怎么应付这一切?和我妹妹呆在一起,不管它。

回到“辣妹世界”,一切都乱套了。我们都试着给洁芮打电话,可是她的移动电话一直关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彩票抽奖是现场节目,一切都是面向公众的。最后,在彩排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她——我想她在她兄弟马克斯的家里。至少,接电话的是他。我们一个一个地劝说她。我们说,好了,洁芮,我们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你究竟在玩什么呀?我还记得又做了一次努力——想让马克斯说服洁芮回到电话旁——可是马克斯说洁芮不能再说话了,她已经上楼了,有点歇斯底里。

“她身体显得不太好。”他说。

“洁芮生病了”成了那个晚上的借口。我们都相信洁芮只是病了。我们甚至通过镜头向她挥手,笑得脸都快裂开了,我们祝她早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