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向我妈妈发誓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