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织就的梦(18)
事后霍赛说:“她很聪明。
她知道如果提到‘手枪’二字,我们就不会替她取”
娴泰后来居然又愚蠢至极地再次打电话,催问拉瑞打算何时取包。
7月23日,拉瑞·弗洛斯特从普拉撒大酒店拿到那只黑色提包后,回到办公室打开一一查看。
除了娴泰所说的鬼脸外,里面还有一只旅行用化妆箱,一瓶伏特加,两本笔记,一台微型录音机,一副塑料手铐,若干法律文件,包括那张警方一直在寻找的苏尔曼大厦转让契约原件,上面有娴泰伪造的伊琳·苏尔曼签字和诺莉·斯韦尼盖上的公证图章。
提包的最底下,用一方白色丝帕包着的,是那把杀害了达威·卡兹丁的点二二简宁式手枪。
拉瑞赶紧拨通了霍赛·慕尼茨的手机,几位律师当时正在刑事法庭附近的伏尔利尼餐馆。
拉瑞还没来得及说出转让契约和手枪的事,专案组的警探们已经堵在了他的门口。
“霍赛,我这里来了些警察,他们要拿走黑包”
拉瑞对着话筒说。
“他们有没有传票?”
律师问。
“没有”
这不成问题。
警探们马上打电话给公诉小组。
20分钟后,一位法庭工作人员把传票送到了伏尔利尼餐馆。
娴泰经常对肯尼讲:“一般的人只用百分之五的脑子,我们用百分之七十五,所以这世上没几个人能玩得过我们”
这次她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跟斗栽大了。
黑提包里的两本笔记是娴泰所有笔记中的最后两本,日期为1998年5月至7月,最后一款记录的日期是7月3日。
里面记载了许多与伊琳·苏尔曼有关的事,但可惜仍然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找到伊琳的线索。
从这两本笔记中办案人员终于知道了,出现在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第三个人叫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是5月中旬肖·利托逃跑后,娴泰和肯尼找来替代他的。
肖·利托告诉洛杉矶警方,他害怕娴泰、肯尼会加害于自己,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特别是关于谋杀达威·卡兹丁一案。
根据笔记本中所记载的赫舍父亲家的电话号码,办案人员来到佛罗里达州贝尔格拉附近一个古巴移民集居的房车区。
赫舍的父亲说他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不过一旦有了赫舍的消息他就会与警方联系。
几个月后,老人果然把儿子带到了当地警署。
赫舍说他是6月18日逃跑的,因为娴泰母子拿他当奴隶使唤,还不付他工钱。
在苏尔曼大厦的1B房间,赫舍的岗位是在门口。
他们要他从猫眼监视楼道的动静,详细记录何人何时出入苏尔曼大厦,哪位员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特别是苏尔曼夫人的行踪。
在肯尼搬入1B房间后的第四天,赫舍趁娴泰、肯尼外出办事时离开了他们。
赫舍把警方带到肯尼认为“扔尸体倒挺不错”
的那片沼泽地,但仍然没有找到伊琳·苏尔曼的尸骨。
可以想象,由于人手相对比较少,被告方的五位律师和三名私人侦探比警方和公诉方更忙。
特别令他们大伤脑筋的是,由于娴泰的满嘴谎言,他们的调查结果常常与预期的大相径庭,有的最后甚至成了公诉方的证据。
更不用说娴泰经常编造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证人,不但浪费了他们的精力,更使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
这个律师-侦探八人小组一致认为,娴泰的脑子出了问题,她好像是生活在幻觉和想象之中。
她不但编谎话,而且重复几遍之后,便对自己编的谎话深信不疑。
律师们曾建议她向法庭承认患有大脑功能紊乱或心理障碍,以换取法官准许设定保释金,或按精神病患者从轻处理,但均被娴泰愤怒地断然拒绝,声称这是对她的侮辱,就像醉酒的人不承认自己喝醉了似的。
比如在谈到伊琳·苏尔曼时,娴泰说:“我们没有杀她。
我们和她认识,是朋友。
但这个老太太有神经病。
她的所谓公寓楼实际上是妓院,那些工作人员都是妓女,房客都是嫖客。
她失踪的头天晚上在楼里开了一个有妓女和嫖客参加的疯狂派对。
肯定是其中的某个人把她干掉的”
又说:“伊琳的一个朋友要我来接管这个妓院,因为他认为伊琳不称职。
你知道,我干过这一行,20多岁在洛杉矶的时候,为生活所迫”
当问及那位“伊琳的朋友”
时,娴泰说:“他是黑道上的人,只用公用电话给我下指示,从没露过面”
三名私人侦探,拉瑞·弗洛斯特、莱思·莱文和西西·马克奈尔的主要任务是,找到7月5日那天见过娴泰、肯尼的人,以提供在伊琳·苏尔曼失踪的时间段里,两位凯梅斯不在现场的证据。
娴泰列了一张长长的名单,让侦探们去曼哈顿地区的旅馆、餐厅和酒吧逐一查对。
侦探们认为,不能用警方通缉令或报纸上的照片请人辨认,否则可能会把人搞糊涂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于是,为了唤起人们的记忆,有时候女侦探西西穿戴得如同娴泰,和打扮得近似肯尼的拉瑞一起行动。
有时候西西假称她的姑姑7月5日星期天在这里吃过饭,后来发现丢了一件什么东西让她回来找,问有没有人在那天看见过如此这般打扮的一位60岁左右的妇人和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西西·马克奈尔为此案工作了两年多,每次与娴泰见面她都会得到一张新的名单。
西西后来形容这段经历是:“娴泰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死胡同。
为她寻找证人就如同大海里捞针。
关键是,那海里根本就没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