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中关村(1)

祁燕北京华旗资讯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2004年3月，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的一位记者采访我后，在文章中对我做了这样的概括：“48岁勇敢下海，54岁还敢跳槽。”的确，正是在很多女性准备退休、寻求安逸的年龄，我离开了稳定的机关，进入中关村的电子市场；又在很多人认为我已功成名就，应该急流勇退时，我却跳槽到一家困难重重、前途未卜的新生企业。而人们大概想像不到，仅仅9个月后，55岁的我又跳了一次。我的新办公室在中关村核心地带一栋新大厦的高层，从玻璃窗向外看去，正在建设中的中关村新区域生气勃勃地铺呈在眼前，感觉是那么年轻和活跃。而不再年轻的我依然自信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事实上，有很多人对我说：“最近这两年，你越活越年轻了，越变越美丽了。”在此，我愿意透露我的“美丽秘方”：在多年的社会历练中，心胸开阔的个性让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而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段求学经历，也给我带来了改变的契机。我常说，20岁的女人“如花”，30岁的女人“如玉”，40岁的女人精神焕发，那么，50岁的女人如我者应该称得上“镇宅之宝”了。我从来不为年龄而紧张，我相信，经过岁月的沉淀和阅历的打磨，才有了我今天的沉着、淡定，这是我最大的财富。48岁下海进“村”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中关村迅速“窜”了出来，我有些不服气：这样的事，人家能做成，我为什么不能做？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所有人一样，我的成长轨迹打满了时代的烙印—文革前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东北兵团。只是，在那样的岁月里，不管生活多么艰苦，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凡是有字的东西都拿来看，没有书就读字典。文革前和文革中，我读完了莎士比亚、鲁迅、曹禺、郭沫若、茅盾、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普希金、福楼拜、左拉、阿·托尔斯泰、契柯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妥思妥耶夫斯基、雨果、杰克·伦敦等人的著作。回到北京后，我当上了中学教师，教的虽是枯燥的数学课，但丰富的知识却使我在上课时总是妙语连珠，数学课上一片欢声笑语，学生们都喜欢上我的课。快到期末了，所有的副课都停了，给主课让路。有一次，我上完一堂课后，学生们告诉我接下来的一堂还是我的。结果，我才讲了5分钟，就因语文老师的到来而恍然大悟—上当了。那时候，丈夫在部队工作，我自己的家庭条件也很不错。结婚前10年，我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丈夫连袜子都没洗过一次，我能独自做出满满一桌子请客的凉、热菜。突然有一天我醒悟了：我做菜做得再好也就是个大师傅，而我的能力显然不止能做到这些。就这样，我决定换个工作。正巧民建中央机关招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也许有人认为机关工作千篇一律，很枯燥，我却感到“眼界大开”，接触到的一切人和事都让我很投入，至今，我都认为那段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后来，因为曾经当过老师，我被派往民建下属机关办的一所学校当校长。我没有老老实实地只顾教书，而是引进企业经营的方法管理学校，3年下来，原本一无所有的学校积累了3000万元资金。这一次的“牛刀小试”让我又产生了新的渴望。在民建工作时，我们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那时，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在中关村迅速“窜”了出来，我有些不服气：这样的事，人家能做成，我为什么不能做？与其在机关“画地为牢”，不如信马由缰地干一番事业。1998年，新奥特集团打算在中关村开家电子市场，集团老总认识我，邀请我来打理这个市场。我想，一直呆在机关，特立独行的时候少，按章办事的时候多，出来干干也不枉活一世。于是，就在48岁时，我离开机关，正式下海来到了中关村。扎根中关村看远不看近，看大不看小，这是我一贯的做事风格。而丰富的阅历和社会资源，让我自信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当我踌躇满志来到中关村时，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事业—硅谷电脑城才刚刚开始进行土建。作为总经理，从电脑城破土动工那天，我就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上面—工地没车，我得去找；招商有困难，我要想法解决；甚至连现在硅谷电脑城门前的公共汽车站牌，都是我从公交总公司“扛”回来的……当时，硅谷电脑城建成开业，但因地处中关村偏僻地带，交通不便，客流量成了问题。我找到公交总公司，要求在这里增设一条公交线路。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办起来却很麻烦。我陈述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取得了公交、交通队的一致同意，最后亲自把一块以“硅谷电脑城”为站名的公交站牌“扛”了回来。从此以后，这个地段日渐繁华，其他公交线路看好这里的客流量，也纷纷在此设站，10条线路的公共汽车在此停靠，硅谷电脑城的人气也越聚越旺了。1999年，中关村科苑电子市场面临拆迁，我想让科苑的商户整体搬入硅谷，可是用什么来打动商户呢？深入走访后我了解到，商户们最担心的问题是，搬迁以后，电话改号，有可能失去原来宝贵的客户资源。于是，我当场向他们打下保票：搬迁之后，所有电话移机不变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