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胡风是9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但未进入常务主席团17人名单。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淡然写道：“上午，开幕式。十二时过散会。有一个农民老大娘致词。”[51]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领导及各界代表共10人，胡风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位头发花白、身穿月白色斜襟大褂的“农民老大娘”，她是游击队交通员、烈士母亲、“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李秀真，她不仅在文代会开幕式上致词，而且成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和胡风一样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也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胡风在《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章《光荣赞》中，歌颂了这位“子弟兵母亲”，诗中的这一段（后来被批判为“牢骚”）说：你好幸福！我和你同坐在会场里我听着你的声音我没有意思去找你谈话，打扰你但我好像懂得你的一生把你想成了“坚强”的化身感受到斗争在你身上唤醒了的智慧你摇一摇手说：“像孟姜女我们不要！不要！……”……但不要那些古老情调的靡靡之音不要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不死不活口应心不应的阴阳怪气更不用说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谎话挤眉弄眼的肉麻当有趣了……[52]7月4日，茅盾在会上作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他影响下的作者作品：“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关于文艺上的“主观”，“不得不归结到**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当天的胡风日记中提到：“上午，由茅盾作国统区报告，还是胡绳、黄药眠所搞的那一套。”[53]本来胡风也是文代会“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和茅盾一起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此外参与起草工作的可能还有胡绳、黄药眠和杨晦。从起草到定稿有近两个月时间，但自从开过第一次会后胡风就开始“逃会”。筹委会不得不请冯乃超出面做说服工作，接着茅盾又亲自登门敦请。6月9日胡风在日记中说：看了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的是对于我的污蔑。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了出席会议。……康濯、冯乃超来，又谈报告问题。[54]6月24日，“茅盾差遣太太来要稿”。[55]或许也与此有关。因为胡风认定报告草稿的基调是对他的“污蔑”，所以他拒绝参与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几年后，他抱怨道：“原来第一次草稿给我看过，我当时表示有意见。后来要改写，康濯同志来说，改写了还要给我看。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听说是以胡绳同志等为中心所改写的报告，骨子里几乎主要是以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为对象，而且是把问题的本来内容简单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后再加以论述的。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原来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56]其实，文代会报告中对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总体评价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态度，早在一年前香港文委创办《大众文艺丛刊》时就已经在党内达到了统一。“黄药眠说，香港文艺论争有意义，开始接受**文艺思想。”[57]所谓“香港文艺论争”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因此，无论胡风是否积极地参与国统区报告的起草，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起草委员会也不会认真采纳他的意见。茅盾在报告的打印稿后面附带声明，这份报告原来决定由“胡风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风先生力辞”，所以就只好由报告人独自负责了。胡风的女儿晓风说：“这也是让他为难的事，不知该怎么写才好。按自己的看法来写，势必要得罪人；如按要求的来写，吹捧一些名家名人，他又做不来，只好仍是坚辞了。”[58]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胡风当时就对一同出席大会的朋友们说过：“报告当然不是他（指茅盾）个人的意见，而是事先拟定好了的，与香港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么？”[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