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1948年的最后一天，北平已被大军包围，供电从21日起恢复，燕京大学虽照常上课，清华却已停课。杭州暂时还处在平静的浪谷之中，晚上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和二十多个同事开辞岁晚会，谈笑到八点半才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童心尚存，竟然乐此不疲。连天的炮火，时代的巨变似乎都在短暂的相聚中被忘却了。其实又何尝能忘，面对即将发生的天地翻覆，这个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以填词教书治学为业的学人，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和谣仍盛，淮上战讯仍寂静。蒋氏定明日宣言，笑其一生空辛苦，临老遘此，不知更作何言语。”[1]这一天是个阴天，手不释卷的“一代词宗”一天没有看书。1949年元旦中午，天气晴暖，他到栖霞岭下访黄宾虹不遇（这位年近90岁的大画家此时正归隐西湖），信步上了孤山，还在平湖秋月拍了一张照片。其时，夏承焘寓居孤山罗苑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虽然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山之间，却也挡不住各种纷至沓来的乱世消息。1月2日午后，他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雁迅舅氏毕业日本明治大学农科，归国后养蜂，屡丧其家赀，此番被勒索一百二十两黄金，尽开出田地园地，一时无人肯买，至今未放回，已耗去谈话话费十余两。每次接洽须一二两，名之曰谈话费。雁迅一妻妹亦被绑未回，近日妇女亦不能免矣。”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陈雁迅还讲到曾是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谢磊明家，前个月连最后两件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温州籍哲学家叶适的墓砖）也已失去，这是温州文化界的灾厄。夏承焘回忆起暑假时过其家，请求一睹一方名砚的事。“不谓俄顷灰烬，令人起无常之感，怅惘无已。”又有人从乐清来，告诉他“乐清乡间互相残杀，日必数起”。“微昭昨夕自松江来，谈火车拥挤情况，甚可骇怪。”上车都只能从窗户进去，微昭想进而不得，有两个外国人等候了很久，车上列车员愿以房间相让，劝他们从车窗进去，可他们说本国没有这样的上车法，宁愿不上车。微昭说听他们的语音好像是法国人，而且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夏听了，觉得“此事极动人”。“此足见国格，足见教育。中国教育何日能做到此耶？”姚鹓雏对他说：“近日和谣仍盛，而仍无端倪，南京如有变动，则金圆券将成废物，经济恐先军事而崩溃。”[2]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也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唐宋词。1月11日，“校中墙壁消息，谓杜聿明兵团已于十日晨被共军全部歼灭”。[3]16日，“阅报，天津已被共军攻下，北平亦旦夕间事矣”。18日，“过图书馆看报，国府诸公对**宣言尚在讨论中，北平将单独媾和，共军可兵不血刃得北平”。19日，“昨夜失眠。闻杭州兵到甚多，清华、安定两中学皆被占住。浙大学生为此惶恐，倡议提早于二月一日上课。劝各同学勿回里”。22日，“阅报，蒋已以昨日发文告，离职来杭，昨晚饭于楼外楼，今日返奉化。其一生事业，这番殆为尾声。能摧压百万之师，而不能脱离数群小之包围，历史上所谓英雄，大抵如此。可叹可笑！”[4]其实，这不过是夏承焘的书生之见，他不知道蒋介石人在溪口，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不过一摆设而已，蒋的“尾声”尚未到来。1月23日，“阅报，蒋昨日离杭返奉化，北平傅作义已局部停战，交出部队矣。不知将来阎、白如何？传**部已南下，铁路修至宿州”。[5]24日，“阅报，民盟分子马寅初等数十人，在北方发表宣言，反对和谈，拥护**八条件”。26日是个阴冷的早晨，已在寒假中，他和妻子乘校车到浙大，他本来是去听严仁赓教授的演讲，由于全体留校学生都去欢迎出狱同学而演讲改期。“因同往杭州监狱，同学参加者六七百人，在风波桥畔监狱门口呼口号，演胜利舞。十一时半，郦伯瑾、李雅卿、陈建新、吴大信、黄世民五人出狱，各同学举之游行，鞭炮声、欢呼声大作。十二时，大队往凤凰山于子三墓，予等返罗苑。夕心叔自城归，谓三时半在官巷口遇大队，阵容仍甚整齐，嗓音皆哑矣。标语：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当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他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就是他作出的开明姿态，在国民党掌握的杭州发生这样一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陈仪不久后被免职（乃至被暗杀），有人认为与此不无关系，竺可桢日记也曾谈及。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中午夏承焘邀请5个朋友到家里分岁，午后两时半才散席。“谈时事，颇多异闻。”[6]29日即农历己丑年春节，这也是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终结前最后一个春节，杭州的气氛表面上却是异常地平静。早上他和妻子及朋友微昭的眷属一起去游岳坟，午后去各同事处答拜年。傍晚，他和微昭从放鹤亭、平湖秋月回来路上，遇到同事郑晓沧，给他看了《正报》的号外。“传和谈不成，李宗仁辞职，由蒋重起指挥战事，扬州共军退出，或江北已有战事。”晚上，他和妻子到艺专去看歌舞大联欢。“浙大、艺专被捕学生皆有演说，反对伪和平。有男女学生六七人，合朗诵新诗，刚毅沉着，甚为激动。”后来遇到熟人才知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经常去他家的一个浙大温州籍同学邵浩然所作，因此要了一份带回家。1月30日，“晴暖如二三月。终日贺客不断，谈时事新闻，多可怪愕，自来新年，无如今年之紧张者。……谷超豪偕陈建新来。建新在狱一年零三月，以二十六日入狱，二十六日出狱，谈狱中情状甚详。谓于子三在校，同学皆呼为好好先生，平时对人甚和气周到，故学生理事会举为主席，谈吐如处子，未尝有激烈言论，其被捕被杀，全出意外”。虽然杭州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位不问政治的老夫子和狱中刚出来的政治犯学生和左倾学生交往，一点也不感到什么恐慌，而是很正常，并详细写入日记。从2月1日起，到4月25日杭州临近解放，大小时事如北平和谈、大军渡江、南京学运，陈仪、任显群去职，以至龙榆生来信、女弟子潘希真订婚，在夏承焘日记中都有所记录。4月25日的日记中说：“昨夜无事。早上校车，本欲与心叔同往希真家，或传时局已紧，公共汽车已断，乃不果往。抵校晤徐规，谓外传温州已易手，宁波兵变，共军将以午后四时来杭。学生公布广播，共军向王店出发，众疑嘉兴已变。微昭自车站来，谓沪杭路仍通。早晤苏步青，谓杭州维持会已成立，吕公望任会长，竺可桢为副。周岩主席允今日撤退部队。张晓峰今日携家离杭，校中同事多未知，学生已有布告讥讽。晓翁谓谢幼伟亦将他去。学生录某报载陈援庵致友人书，谓见新局，乃知从前读书枉费心力，由天分太低，不能跳出圈子，劝中年人治学勿蹈其故步云云。题作史学家陈垣变了。”[7]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大变动中，他也未能忘情于词，和朋友一起欣赏了马一浮的一首蝶恋花新词。他保存下来的1949年日记也到这一天为止。[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