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在为生计发愁的大转变年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想起著书之类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夏承焘常常夜半不寐，兴致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数文题，晨起亟为写成大纲”。[44]1月22日，“夜读国文月刊傅庚生评李杜诗，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间，乃成其伟大。枕上拟一题曰诗人之歧路，预为讲演之资，并以入诗人论”。[45]2月13日，“枕上夜醒，拟定论杜甫大纲及戏剧节广播词，四五时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说杜诗大纲写下来。治学的兴致与艰辛都由此可见。从1月到4月，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不安，他都是读书、作文不断，各种诗词唱和以及请他为各类诗集、词集、论诗说词著作序的人也从未中断过。1月16日，“灯下得数断句，可足成诗词”。1月20日，“晨草白石词说，至夕初稿成，得**纸。过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词评”。[47]1月24日，“晨写白石词评一页。……过中华书局，以九十元购得影印宋拓秘阁本黄庭经”。1月25日，“作白石情词考一短文”。1月27日，“阴冷欲雪。读杜诗。”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他仍在读杜甫晚年的诗。[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虽贺客不断，他还是抽时间做杜诗的札记。2月2日，“读杜诗，成都梓州之作，鲜及民生疾苦者”。[49]这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杜诗，偶读乐府诗及其他书，2月11日这天上午有雪，他就终日不出房门，做杜诗札记。2月17日，为贺陈雁迅母亲的六十寿，他在灯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岁寒心事，对杏桃难说”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写了《记郑以真先生》文，“觉胸怀甚好。平时作文，总不免名利之心，今日为此文，一无所为，自觉今日为不虚生”。[50]2月23日，他读了日本德富猪一郎著的《杜甫与弥尔顿》数十页。“尚不恶，于我有启示，写札记三四条。”2月24日，“读孟子伯夷章。临圣教序”。2月25日，他对朋友心叔说自己想写论诗人屈原、杜甫各篇内容，心叔劝他说，应该先写定词学考证各文，这本书可以留待晚年再写。“马夷初先生六十以后写说文稿甚辛苦，应乘精力好时，先写研究用心文字也。”[51]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论《长恨歌》文，想就乐府“青青河畔草”写一长文，专论换韵。“自诗经、楚辞下及词曲，作一总括之换韵例。”[52]3月3日，他继续读德富猪一郎的《杜甫与弥尔顿》，“颇有启发，札得诗人论数条”。[53]3月7日，他读了白居易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54]3月8日，他读了向达的《唐代之长安与西域文明》，认为“此书颇可爱”。同一天，他给姚鹓雏复信并答赠五律一首，其中有“世变夜鹃知”、“珍重西湖约”等句。[55]从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来天时间专心写出论《琵琶行》的长文，写得很是辛苦，其间3月10日，“午后写琵琶行文一页，觉无意义，颇思辍笔。阅诗人论稿，拟以札记体写之，惮于作长文，以体弱不耐构思也”。3月15日，“写琵琶行三四纸，颇嫌小文字枉费精神，然念尽性之义，不敢率尔，惟很体弱，不能久用思耳”。[56]3月20日，他借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叹只记到五十岁。“惜后十年未出记，奉化事亦嫌不详细，不及赵惠甫之记曾文正。此或不敢详，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艰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节负此良友荩忱矣。”[57]4月5日，他从浙大哲学系借来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学》等书。4月10日，他读白石词有心得，读完《赵惠甫年谱》后他感慨赵“晚年筑室百余间于常熟，一生连娶三四妾，其佛学可想”。[58]几天后（13日），他即写了一篇赵惠甫小传。3月20日，他说：“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写《词性篇》。[59]4月16日，他写成《词性论》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词性篇》第二稿。此时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没有几天。值得玩味的是，这位毕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家从3月30日开始借读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书。这一天他到浙江图书馆借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我的文学修养》及《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余页，思以此为诗人论之借镜”。31日，“阅高尔基文学论，颇有悟入处”。4月1日、2日，他连日都在读高尔基的书。[60]4月5日，他又从浙大哲学系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册。“午后阅艾书小半本，颇欲仿此通俗笔墨，写各大诗人为一书，作中学生读本。”4月6日，“阅大众哲学半本。”[61]这也算是他在“新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前作些准备吧。闲暇时，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谢落、桃树开花、柳枝发芽或新柳如烟，夏承焘还教妻子读孟子、读朱光潜的致青年书，在平静中等待着时代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