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据包天笑日记，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后最大的一次台风，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触电而死，上海街头的行道树有被连根拔起的，有被风吹倒的，积水盈尺，司机纷纷涉水回家，街上到处是散置的车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电车与公共汽车停驶，来往上海的铁路交通也停止。[6]事过境迁，1981年夏衍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7]二是他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8]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沓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他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直到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他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1][4][7][8]《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426、441、344、820—821页。[2][3][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410、429—430、417—418页。[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9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