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

[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

“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

[27]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

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

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

，“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

[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

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

[29]这个“乔木”

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

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

[30]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

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

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

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

[31]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

“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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