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艺术之间的“钢丝”(1)

从刘晓庆出道、成名到今天的20多年，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刘晓庆这个20多年来盛名不衰的电影明星，就是在这样的转型期内成长、成熟起来的一个不可忽略、不可低估的人物。她用自己的天赋和创造，为我们这个需要转型而且也发生了转型的时代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她赶上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所有的浪潮，她经商的业绩也许被人夸大了，但她至少在商界是经过风雨，也有过成功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人一生的轨迹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命运被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被牢牢地限制在体制之内。建国以来的三十几年，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模式。刘晓庆显然不满足于这种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她既善于利用传统体制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因素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跳板，也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自我推销、自我炒作，从而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一件商品逐步推向市场。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做一名电影演员。这是她的一个情结，一种人生追求。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她念念不忘艺术；创造财富，也许就是为了追求更完美的艺术理想。正像她在接受吴小莉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赚取更多的金钱，是为了实现更完美的艺术。这是不是她对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呢？如果是，那么她可能找到了一个金钱与艺术的契合点。但是，找到了并不等于掌握了。如果以金钱的拥有量作为衡量生意人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算是成功了；如果以知名度的大小作为衡量艺术家的标准的话，那么刘晓庆也算是成功了。然而，在金钱与艺术之间走钢丝，刘晓庆却远远不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高手，这次因为税案入狱就是一个例证。可堪感慰的是，刘晓庆虽然屡遭磨难，却始终不改初衷。她认为，很多东西是可以去争取的，一个女人可以完全不靠别人，自己也能成功，更不会失去爱情。只要她是自立的、自信的、智慧的。凭了这份自信，我们相信刘晓庆会从坎坷际遇中悟出更多的人生教训，今后的路也会越走越稳。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尚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按刘晓庆的叙述，她从部队转业后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时，月工资是人民币50元。这点钱对于一个明星而言，的确是不相称的。她同王立离了婚，从家里出来时身无分文，甚至连牙刷都没有带一把。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相信刘晓庆这样的明星会陷入连一罐煤气都买不起，甚至连饭钱都没有的窘境，但这的确是事实。有那么一阵子，为了省钱，她只得不吃早饭，中午、晚上都设法去别人家蹭饭吃。这期间，她恰好正在参与影片《潜网》的拍摄。摄制组发给刘晓庆的出外景补助费是可怜的5元8角钱，而这点钱是她当时全部的财产。在每个月发工资前一段时间，刘晓庆照样得省了又省，经常连饭也吃不上。那时为了拍戏她必须天天练习体操和舞蹈，过度的劳累和饥饿使她常常恶心呕吐，吐出来的全是淡腥的绿色汁液。这种简直可以让人发疯的日子，刘晓庆硬是挺了过来。那个时候，每月发工资的时候是刘晓庆最兴奋又最心酸的时候，她第一次深切地感觉到那“5张10元钞票的工资”是那么珍贵、可爱。由于她当时在影坛崭露头角，外出访问、演出是常事，然而，这类被许多人视为难得机会的访问和演出，却给刘晓庆带来了极大的忧愁。她为没有一件得体的礼服而发愁，因为她几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够买一套像样的服装，有时遇到实在推不开的活动，只好穿上巧妙地修补过的旧旗袍外出。刘晓庆第一次去香港，是参加影片《原野》的首映式。当时，在香港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梦幻之都里，内地演员的贫穷简直到了寒酸的地步。许多观众、影迷送花到刘晓庆所住的饭店，都是由服务生送到她的房间里。当殷勤的服务生送完花习惯性地等着拿小费时，刘晓庆只好假装不知其意，仰着脖子哼哼小调，眼睛直看天花板。她是个好面子的人，可是囊中羞涩，这个面子她讲不起。这种无奈的心情，使她很久以后想起来还感到非常难受、窘迫。每次香港朋友陪她上街，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停下来，刘晓庆便“自然而然”地沉浸在市容风光里，以便朋友付车资的时候自己少一点尴尬。在回内地以前，每个赴港的内地演员发了100元港币，刘晓庆立刻就带着这笔钱来到香港有身份的人绝不会光顾的“女人街”，想选购一些既省钱又适合在应酬场合穿的服装。令人尴尬的是，当她正兴致勃勃在小摊贩的麻袋里来回翻腾，同摊主寸金必争地讨价还价时，她竟然被认了出来，许多香港观众围拢过来请她签名留念!这样的际遇，对那时的刘晓庆来说可算得上家常便饭。一个备受世人瞩目、名声响亮的影后就这样生活在那一次又一次尴尬的困境和心灵的煎熬之中。刘晓庆在她的书中讲述了好几件难堪事，那种境况，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贴切的。可以说，贫穷的屈辱和超越贫穷的自尊，最终成为激励她拼命挣钱的原动力。她渴望拥有金钱，她不愿做也做怕了一文不名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