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让我们更加相爱(2)

“越调查研究越接近事实，总不会离事实越远。”太好了！我太高兴了，我没有贪污，那么离事实越近就对我越有利。于是我恢复了清醒的头脑，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细节，一一向“双反”办公室做了交待。同时我想售书的事我交待不清，但这几年我的生活，我的经济来源，我的家庭开支是交待得清楚的。因此我把这几年间，我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情况，我每月家用支出情况，我添置了哪些衣物等等，毫无保留地向“双反”办公室做了详细的交待。后来，我担心的已经不是给我作什么错误的结论了，而是怕不给我作结论，因为不做结论，就等于还没有证明我是清白的。果然在运动结束时，“双反”办公室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不能作结论。他们给我看了一份材料，大约有五六个人证明从我手中买了书，但查不到收据存根，记得总数只有50元。这几个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在我这里买的，当时我们系的财务员吩咐我们，为了节约使用收据本，凡是私人购书不要一一都开收据，而是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总开一张收据，这样结账更方便。因此当然有可能找不到存根。我委屈极了，竟在“双反”办公室痛哭失声。其实从法律上看，这点材料是说明不了问题的。既然当初大动干戈地给人施加这么大的压力，还大张旗鼓地外调，给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就应当认真负责地为审查对象做结论。但是不行，即使查不出问题也不甘心承认我的清白。当时对“不能做结论的人”也有一说，就是“挂起来”。对干部来说，把某人一“挂”，他们也就完成了任务。再不会考虑到被挂的同胞在精神上受到的痛苦与压力。但是尊严与自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胜于生命的，不应受到损害。1979年、1982年我曾两次被评为全系的先进工作者，1984年又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工作者。然而对1963年的审查仍然没有做结论。二十六年不做结论本身是否就是一个结论呢?思成自从刘小石来和他打招呼的那天，和我谈了话之后，就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照旧是那么快乐。只是对我更关心，更爱护了。我没有想到他瘦小的身体里，在外表温和纤弱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坚强力量。几乎全系、全校、全建筑界都在耻笑他的妻子是个贪污分子时，他却能泰然处之。他没有冷落我，而是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帮助我度过难关。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搁笔了。因为我找不出任何词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是感动、感激、尊敬、崇敬、信任，是更深的爱?啊，都不是，即使把这些全加起来也不能表达我的感情。我只明白了一点，为了他，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给予的。我承认当我接过那份“申请书”时，虽然没有过多的惊讶，却也十分犹豫。难道我能代替林徽因的位置吗?我自信自己还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我知道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个林徽因了。但眼下我却又感到和思成共同生活也很自然，我解不开这个谜。人们之所以对我们的结合反应如此强烈，也许就是把林洙和林徽因相比吧?也许梁思成和那位会煮咖啡的专家结婚，就会得到全社会的拱手庆贺，“真是天作良缘”了。但是倒霉的梁思成偏偏没有接受那位人大代表的“申请”，也没有考虑那“天作良缘”，却暗暗地向我这么个小人物，既无学历，又无官衔的小小资料员递上了他的“申请书”，难怪有人妄加猜测并得出结论：“林洙就是想当建筑界第一夫人。”一年来我和思成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对他的依恋也更深了。他是那么尊重我、爱护我、保护我，他给我的热情胜过任何年轻人。我们之间能更加坦诚相见，我们毫无顾忌地交换思想与看法。我们纠正对方的错误，也接受对方的批评，这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所有的夫妇都能享受得到的。我错了，我并没有代替林徽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被他人代替，何况林徽因。过去的梁思成—林徽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梁思成—林洙新生了。作为丈夫，梁思成不同于过去的梁思成，作为妻子，林洙不可能代替林徽因。过去梁思成是幸福的，现在他仍然是幸福的，也许其间的内涵不尽相同，也肯定不会相同。1963年春，一个晴朗的天，我等他回来吃午饭，但到了下午一点他还没回来，我便先吃了。正在这时他捧着一盆仙客来回来了。我连忙安排他一起吃饭。饭后他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我到八宝山去了，给徽因送两盆花去。事先没有告诉你，让你久等了，你不生气吧?”“啊!当然不。”我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好。但我却深深地自责了，为什么我在欢乐中竟忘了这个重要的日子，也许我应当事先为他买好花，也许我应当陪他去。但是我又否定了。不!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不能做的。我没有权利介入他和林徽因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神圣的，有时又是极娇嫩敏感的，它应当受到最大的尊重。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是不懂得爱的。现在她长眠地下，她亲爱的人在这里默默地站立着，献上了心灵的花。人们啊！请珍惜这安宁的一刻，不要去打扰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