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3)

每次上完课林先生都邀我一同喝茶，那时梁家的茶客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先生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金岳霖先生每天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他们常常在诵读的过程中夹着议论。梁家每天四点半开始喝茶，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她曾学朱畅中先生向学生自我介绍说：“我(é)知唱中(朱畅中)。”引起哄堂大笑。有一次她向陈岱孙先生介绍我说：“这个姑娘老家福州，来自上海，我一直弄不清她是福州姑娘，还是上海小姐。”接着她学昆明话说：“严来特使银南人！”（原来她是云南人!）逗得我们都笑了。她是那么渊博，不论谈论什么都有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一天林先生谈起苗族的服装艺术，从苗族的挑花图案，谈到建筑的装饰花纹。她又介绍我国古代盛行的卷草花纹的产生、流传；指出中国的卷草花纹来源于印度，而印度的来源于亚历山大东征。她指着沙发上的那几块挑花土布说，这是她用高价向一位苗族姑娘买来的，那原来是要做在嫁衣上的一对袖头和裤脚。她忽然眼睛一亮，指着靠在沙发上的梁公说：“你看思成，他正躺在苗族姑娘的裤脚上。”我不禁噗哧一笑。接着梁公也和我们谈起他在川滇调查时的趣闻。他说在四川调查时，曾被作为上宾请去吃喜酒，看到新房门上贴着一副绝妙的对联。上联是：“握手互行平等礼”，下联是“齐心同唱自由歌”。然后他又拖长了声音笑着说：“横批是‘爱——的——精——诚’。”客人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他自己也笑着说：“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和建筑系的老师们往往在梁家听了满肚子的趣闻和各种精辟的见解与议论之后，在回家的归途上，对梁、林两位先生的博学与乐观精神万分感慨。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为病痛或生活上的烦恼而诉苦。他们的老朋友费慰梅（WilmaCannonFairbank，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之妻。1909年出生于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美术系，曾任美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是研究东方古代艺术的专家）曾这样来形容林徽因：“她的谈话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但是林先生的病却一天天明显地加重了，我的英语课也只好断断续续地进行，直至完全停止。但我仍常常去看林先生，她只要略有好转仍是谈笑风生。一天，我们又谈起北京的古建筑，她问我是否都游览过了。我说城里的古建筑算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城外的还都没有去。她又问我最喜欢哪一处。我说，很难说，因为每一处都给我留下了不同的感受。于是她热情地为我讲解分析每一处建筑的艺术特点，似乎完全不理会我是个一无所知的“建筑盲”。当她听我说到天坛、故宫给我的感受，及太庙那大片的古柏给我的印象时，她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她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梁先生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先生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我呆呆地看着他们，想起医生对林先生病情的诊断，心中不免一阵酸楚。其实，他们的现实生活十分艰辛。解放前清华的教工宿舍还没有暖气，新林院的房子又高又大，冬天需要生三四个约有半人多高的大炉子才暖和。这些炉子很难伺候，煤质不好时更是易灭，对付这几个大炉子的添煤倒炉渣等活儿，简直需要一个强劳力才行。那时梁再冰和梁从诫都在城内就学，这个沉重的担子就落到了梁先生的肩上。室内温度的高低冷暖，直接关系到林徽因的健康，所以梁先生也不敢轻易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他常带着笑说：“这是粗活。”是的，他还有更重要的“细活”：每天定时为林先生注射各种药液，他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为病人配餐；为使林先生能坐得舒服些，给她安放各种大大小小的靠垫和垫圈；为林先生朗读各种读物，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护士。除了这些事外他更重要的任务是领导建筑系的工作和他自己的教学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