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1)

除了时下的各种危机之外，目前争论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我们先说战略问题。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奉行的是两种相互依存的战略——遏制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它的盟国达成的默契是：盟国不仅可以获得美国的投资，而且可以进入美国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接受一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结成的伙伴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为长，但也并不总是头号伙伴。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势力并没有扰乱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用一套广为理解和接受的共同规则把自身约束住了。”换句话说，其它国家之所以把自身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等同起来，是因为美国“使自己的势力无法造成损害”。本杰明·施瓦茨和克里斯托弗·莱恩在2002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共同撰文，将此称之为“再保险战略”。文内描述了外国对美国的疏远感、恐惧感和背叛感，指出造成这种感觉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势力增长的幅度相对过大。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得非常恰如其分。他说，“我热爱这个国家［美国］……与许多欧洲人的想法恰恰相反，美国势力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美国’的，而纯粹在于‘势力’太大，即便是大天使下凡，握有这么大的势力也是件危险的事……即便是民主存在于超级势力之内，也会滋生各种诱惑。”加顿·阿什过去虽然从来未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间的分歧发表过评论，但他这番话也许是对的。我认为，这番话值得引起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在美国的战略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讲出来的。这种转变使得美国势力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办法造成损害”了。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2002年9月写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地将自己列为“保守”性出版物，号召美国“肩负起白人的责任白人的责任：即所谓“白人应将其文明带给落后民族”的责任，语出吉卜林的诗作。——译者注”。《华尔街日报》先前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坚帝国之理由》一文中称，“9·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经由戴着遮阳帽，穿着马裤，信心十足的英国人实行过的文明统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帝国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得……无法抗拒，”并敦促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把自己的公共机构移植到那些无秩序的国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后，它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号召“在美利坚帝国软力的影响下，把繁荣带给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国度。”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很有诱惑力。首先，新的非对称威胁已经出现，而旧的威慑力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抵御这些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世俗的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来说，美国人管理下的有序状况和经济发展，似乎显然比动荡不安更可取。尽管那些支持该观点的凡夫俗子们会否认，但是这跟麦金利总统当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决定将菲律宾纳入美利坚帝国时，他谈到有必要“提升他们并使他们基督教化”。绝大部分新帝国主义者都不愿意跟“基督教化”沾边，而代之于“美国化”，避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