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2)

李敖虽然隐居在家，但是依然遥控着《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的出版。

国民党当局对李敖的书依然查禁很严，但李敖已练就一套功夫对付警总的抢书大队。

他说：在作业方面，我分了很多股，有明股、有暗股。

换句话说，有的是跟国民党捉迷藏的，有的是明着让他们知道，因为我必须让他们知道一些明的——当一群狼在追你时，你必须丢半条死猪给他们去抢，或者让他们回去交差，否则他们骚扰得更厉害……我们组织了一个地下发行网，对抗国民党特警的查禁。

你现在看到的《千秋》、《万岁》，由排字、完稿、晒片、印刷、装订到发行，每个阶段都会被国民党突击，强行抢去，因此１０本书出来，便有５本“阵亡。

①在台湾，国民党官方为了钳制言论自由，非法抢书的行为，最初从李敖开始，在李敖身上也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李敖不仅没有因此而收敛锋芒，反而愈挫愈勇，更加激进，咄咄逼人。

１９８３年５月２４日，《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２期在装订厂被抢。

当他的同仁叶圣康等神情沮丧地向他报告详情时，他则谈笑自若，讲吴汉差强人意的故事给他们听，鼓励他们振作精神，不要怕任何困难。

该期杂志被抢，他又日夜加班，赶出第２３期来垫档，一周后，《千秋评论丛书》第２３期又到了读者手中。

他相信，在人民争自由求民主的历史上，每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这最悲壮的一页。

李敖对当局的批评文字成为台湾思想文化界的一大奇观。

一天，李敖逛旧书店，书店的老板娘认出了他，对他说：“唉！

李先生，你真想不开，你什么都要批评，你看你多累”

说着，她送给李敖几张“济公活佛圣训”

，说：“这些都是我恭录印赠的，你最好多看看”

李敖一看，乐了，那“圣训”

上写道：一生都是命安排，求什么。

他家富贵前生定，妒什么。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前世不修今受苦，怨什么。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做什么。

看着这位极富态的老板娘，李敖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张脸在嘲笑着他，他们人人都有随遇而安的本领，人人都能委屈求全，这种“平均人生观”

，使他更加感受到“唤起民众”

的艰难。

但尽管如此，他与党外同仁为理想而战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１９８３年，留澳学者邱垂亮在海外发表《一九八三年台湾党外的路线斗争》一文，描述了活跃在台湾民运中的四个派系：一是以康宁祥“立法院”

的党外“同志”

、包括老委员林希平为骨干的温和自由民主派，他们有“**”

倾向，但也不反对统一。

二是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

派，以许荣淑、林世煜的《生根》为主，周清玉的《关怀》和尤清的《博观丛书》为副。

他们支持台湾乡土文艺和台湾“民族意识”

的兴建，反对大统一的“泛中华主义。

三是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对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林正杰的“改革体制”

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

《前进》周刊是其主要阵地，邓维桢的《政治家》是跟进者，李敖是该系的导师。

他们倾向于统一。

四是陈映真、苏庆黎等人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统一派”

，他们属于文化思想层次的党外。

①从这一划分当中可以看出，李敖在当时台湾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斗牛士的性格使他并没有因著书而忘天下，因隐居而放弃战斗。

他的心与台湾的成长进步同在。

１９８５年４月９日，李敖在差１６天满５０岁生日时，再次写下了他的战斗宣言《五十而不知天命》，表示他不会认命，他要向命运进行挑战。

对于天命，非不知也，是不服也。

正是李敖的这种骁勇和悍气，李敖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里，无役不投。

在他二次坐牢出狱后不久，他便已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由四季出版公司老板叶圣康出版。

到１９８５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又隆重推出了达２４册（另有附册两本）之巨的《李敖全集》。

李敖“战斗性隐居”

开花结果。

在８０年代的头四五年中，李敖出版的各种集子就已超过了过去２０年的总和。

而这２４册的《李敖全集》，也不过是收集了作者８０年代以前的文集，书信、日记尚不在其内。

早在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２年），美国、香港等地的刊物曾经流传过一篇金延湘写的《我爱李敖》，该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李敖在台湾存在的意义：李敖的“天下”

是什么？从社会学的眼光看，李敖的“社会角色”

，就是琼瑶式“少女眼泪梦”

以外的这个世界的“意见领袖。

在美国，没有第二个拳手能像阿里那样，把大众传播媒介逗得团团转。

在台湾，没有第二个文人像李敖那么深深摸透大众社会心理。

李敖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

、一个“现象”

、一个“奇观。

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

当然，作为一个文人，造成这种“李敖现象”

的，不是他的学问造诣、不是他的大胆见解，更不是他的人格风范，而毋宁是他的特立独行、奇峰突起的表演。

正人君子们或以为这种表演术有失斯文，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台湾，一个政治观大体由党团包办，价值观大体受商业摆布的急速全盘西化的社会，以“社会批评”

作为专业的所谓“文人”

，除了他的观察力、透视力，如何在这样一个冷漠的文化环境中尽量提高自己的功能？这是李敖出道以来首先得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能说李敖的路是惟一的路，但也不能否认，李敖的确走出了他自己的路。

试问：李敖当年提出来的让保守派人士视若蛇蝎的那些观点，有哪一点不是在２０年的社会变迁中一一兑现的？李敖就是李敖，你不能把他划为哪一类，不能把他归为哪一格，你如果贸然下个断语，不久你就发现自己的荒谬，因为，李敖是个不能用正规方法或传统观念加以定性分析的文化人。

李敖批评了他的时代、他的社会，他同样也是他所属的社会和时代的集中表现、戏剧结晶。

打破这些框框，我们才能平心静气欣赏他的表演，看出他的表演术所带动的社会变迁的力量，而且，有时也会惊异地发现，这些阻碍社会变迁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往往就是一代又一代地潜藏在五千年文化习染形成的中国人的头脑里面，于是，我们才真正看出，同阿里一样，在这种看似疯颠狂妄的行径后面，李敖还是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战斗对象。

只不过，阿里的对手，是根深蒂固的白人优越感；李敖的对手，则是势力更为强劲、内容更加盘根错节的中国传统封建包袱。

①在文章中，作者把李敖称为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颗‘星’、一个‘现象’、一个‘奇观’。

很难想象，这２０年的台湾文化圈，如果没有李敖，是个何等单调、寂寞的场面”

在台湾文化史上，８０年代的波谲云诡，李敖当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