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8)

即使沐浴在朝霞的光辉里，古陂看起来还是那么灰头土脸。

其实，如果只把人造废物看成垃圾的话，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很干净的。

塑料袋包装的商品和食物不多，房前屋后很少有白色垃圾，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和腐烂的蔬菜都被大自然有效地再利用。

城镇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公共垃圾箱，垃圾随处可见。

在古陂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马普安收集了一大包塑料袋和瓶子，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处理掉。

他对镇子西边加油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能把垃圾扔在这里吗?”

“不行，就扔在那儿吧”

工作人员一边回答一边指向路边的小溪。

与其说那是条小溪，不如说是一道垃圾沟。

马普安一怔，问那个人是否在开玩笑。

“当然，没有问题，就扔在那儿，别扔我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里与70年代的英国何其相似。

那时人们抱着相同的心理:多扔一个塑料袋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许多空旷的场地上都堆满垃圾，大家对此熟视无睹。

马普安小时候也曾经顺手把糖果袋扔到车窗外，至于公共场所是否会变成垃圾山，他可不关心。

然而在新长征过程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什么好方法。

冬天我们可以用纸质垃圾生炉子或点篝火;否则，我们只能去找一个愿意帮我们处理垃圾的人。

不过当我们把垃圾袋递给他的时候，希望他所说的“处理”

不是指扔到河里。

离开古陂六个月以后，我们在贵州省的摆桑村休息了一下又匆忙上路。

路上一个热情的农民停下来和我们聊天，爱德问他怎么处置垃圾袋。

农民打个手势，说道:“扔到那边的地里，没问题的”

“附近有没有垃圾箱?”

爱德问。

这个20多岁身体壮实的小伙子咧开嘴笑了。

“到处都是垃圾箱”

爱德把鼓鼓囊囊的垃圾袋绑到背包后面，小声嘀咕了一句:“‘到处都是垃圾箱’，这个做标语怎么样?”

在信丰县城，老朋友吕思涛从广州过来，把两大口袋食物扔到马普安的床上。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老朋友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而不是因为……“比萨饼来了”

马普安兴奋地喊着。

1997年，马普安和思涛在北京相识。

那时他们同是立孚亚足球队的主力———马普安好比身材魁伟却球技不佳的埃米尔·海斯基，思涛则是单薄灵巧的迈克尔·欧文。

思涛当时正卖力地推销保险。

后来他和别人合开了三四个小服装店，通常收支平衡，很难盈利。

今年他本来打算和我们一起重走长征路，但为了照顾生意，他必须去广州寻找低成本的成衣工厂。

这次思涛只能挤出两天时间，坐五个小时火车从广州到信丰和我们做伴儿———我们经过的县城很少有通火车的。

“这是哪种长征?”

思涛一边问一边查看着马普安房间里的美味佳肴。

麦饭石饭店非常舒适（在我们进城的路上，一个警察拦住我们聊天，推荐了这家饭店）。

“这是新长征”

马普安说，“新长征就是要尽量少吃苦，多吃比萨饼。

和我们一起出城走上一段，你自然就明白了”

我们吃着比萨饼，思涛随意翻看着一个礼拜前我们在唐村拿的一份报纸。

报上用1/3版的篇幅写了我们的事，题目是“英国好汉。

看到某处他突然“啊”

了一声，升调，表示难以置信。

“那上面说爱德很会唱革命歌曲，你离开于都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有这事吗?”

爱德也用升调作答。

“什……么?”

马普安大笑不止。

“哈哈，你真是一个好干部”

思涛接着说:“上面还说马普安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赞扬江西人民”

马普安差点被巧克力噎着。

“什……么?”

这回轮到爱德和思涛大笑。

“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啊”

“还有呢，这里说你原来每天抽60支烟，为了长征都戒了”

“什么?”

马普安惊叫。

我们都笑作一团。

事实上，思涛感到好笑的同时也有点儿吃惊。

他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是思涛第一次在中国报纸上看到自己熟悉的人，而那上面的事情显然根本没有发生过。

可能是记者弄错了，或者干脆就是他们编的。

日记选摘，马普安，池江，2002年10月28日我们在房间里不得安宁，在大街上也无以遁形，汽车、摩托车一个劲儿地冲我们鸣笛，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被当做西洋景。

我根本无法看书，因为不时有人过来把书从我手中抽走，看看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和外国人隔绝太久，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没有私人空间的概念。

有些人对我们根本不尊敬，只把我们当稀罕物。

在江西，新长征吸引了无数好奇的人，在油山我们第一次被一群尖叫的小孩子追逐。

思涛非常尴尬，“看到你们，他们总是这样吗?”

“你以前没见过外国人吗?”

马普安问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见过”

她说。

“在哪儿看见的?”

爱德问。

“电视上”

我们明白了!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从“电视国”

来，只是一台节目。

更好的是，我们不但不收费，还能与他们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