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13)
“我们正在走长征路”
爱德已经说了五遍了。
“上车吧”
一个穿西装的人说。
他满身酒气，我们猜他是领导。
“我想我们应该录下这些家伙的话，”
马普安说着，打开了装在衣袋中的数码录音笔，“万一他们对我们动粗呢?”
我们坐在脏兮兮的派出所的角落里，那个领导在打电话。
放下电话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每个人都开始谈论长征。
“佩服你们”
我们的护照被还了回来，人们都来握手，然后让烟!
“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
但我们不能休息，必须赶到下一个县城”
我们一边说，一边暗自想:“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刚走还不到10分钟，那辆面包车又追了上来。
我们紧张起来，心想又怎么了?“不会有什么事吧”
马普安低声说。
坐在副座上的警察探出身子，手里拿着马普安的数码录音笔。
“你把笔丢了”
他说。
第三章让子弹穿透头颅第40～60天2002年11月24日～12月14日日记选摘，马普安，全州县城，2002年12月1日……现在好像是广西的出殡季节。
唢呐的嘶鸣已经成为我们新长征主旋律的一部分，是我们经过农村的背景音乐。
开始的时候出殡音乐还让我们心绪不宁，现在却显得那么自然，那么贴近周围的环境。
红军阵亡人数超过30000人。
1934年11月末12月初，打响了长征途中最大的一场战争，持续一个星期。
这场战争似乎不可避免。
为了与湖南西部的**第二和第六方面军会师，红军必须渡过湘江，那是蒋介石四道封锁线的最后一道。
顺湘江而下，在全州西南44公里处，我们拜访了88岁的刘发祥和他83岁的妻子唐瑞英。
刘家所在的界首那条街边，每一栋房子的历史至少都可以追溯到解放以前。
那里大部分居民都是老人，他们拒绝水泥白瓦的潮流。
白天的日光洒在堂屋的墙上和地上，我们坐在低矮的木凳上，对面是刘发祥和两个镇政府的人———刘永荣和江宏伟———他们将刘发祥令人费解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
一只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将屋里的事物都染成桔黄色，厨房门那儿映出苍白的光晕。
红军来的时候刘发祥19岁，还是一个铁匠铺的学徒，师傅是从江西瑞2002年12月4日，第50天，广西兴安县界首镇，与刘发祥、唐瑞英的合影。
当年红军的一支先锋队到界首时，刘发祥还是一个铁匠铺学徒。
红军请他的师傅曾尚球帮忙在湘江建一座浮桥。
金来的，叫曾尚球，一直拥护**。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
刘回忆，“红军来之前，国民党开会说他们是杀人的，还要放毒，强奸妇女。
当时一传红军要来，人都跑了。
我师傅曾尚球和我讲红军是好人，不用怕，不杀老百姓，不用走，要帮他们”
“师傅叫我去接红军，红军来了10多20个人。
红军说要有十多万人从这里过，要架浮桥。
当时工作很秘密，红军给我证明后，我就藏起来再也不说了。
我还拿着小喇叭帮红军宣传‘我们红军来了，我们是为老百姓办事的’。
红军说什么，我就学说什么。
红军到我家时，就住在走廊上，不住家里，红军的规矩”
红军住在刘家是不付钱的，然而看到他家赤贫的光景，他们给了他一些大米。
“红军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庆祝的?”
爱德问。
“当时红军过来时，我们就给红军唱:‘红军不怕艰苦不怕难……’他们在庙里表演耍刀、武术，我也在那里。
我当时就回家自己做了两把刀”
“你想参军吗?”
爱德问。
“当时我有一祖母，70多岁了。
朱排长来到了我家，说我不用参加了，让我在家中照顾她”
我们决定完成红军“未竟的事业”
，在全州县城渡过湘江———红军当年计划占领全州，但那里有国民党驻军，于是他们改走全州和其西南60公里的兴安之间的走廊地带。
先头部队刚过去，国民党就杀来了，红军队伍有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危险。
全州的红军纪念碑坐落在一座低矮的小土丘上，碑前是一个脏兮兮的空场，一些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兴致勃勃地玩门球。
这真是非常奇特的景象。
在我们的印象中，门球曾在某一时期风靡英国上流社会，夏日的草坪上，女士们穿着落地白色长裙———那情景几乎只在电影中出现。
而在这里，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城市中的灰土场上，一座小小的红军纪念碑前，我们又看到这项运动。
一条小路穿公园而过，两侧立着7座墓碑。
这里一直在下雨，估计再过三天也不会转晴，道路因此而泥泞不堪。
偶尔有一对夫妇经过，他们起劲地打量我们这两个“老外”
，反倒对墓碑没什么兴趣。
黑色的石头看上去非常新，每块碑的右下角都有白色铭文，记载着立碑时间:2002年。
碑顶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其中两座墓碑是为长征战士而立，有一个就死于曾发生在附近的一场战役，因此他的墓碑位于中央。
我们从碑文得知他的名字叫易荡平，1908年生，1926年在长沙加入**，1927年加入红军，1934年4月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五星勋章（二等功）。
他随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湘江，为确保战友前进路线畅通，参加了党山阻击战，牺牲时年仅2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