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外惊世骇俗的新长征:《两个人的长征》 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39)

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39)

我们作出了一个“绝顶聪明”

的决策:拒绝和一群善良的人共度良宵,享受热乎乎的饭菜,并早早睡觉。

相反,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5公里处的下游,坐着三个笨家伙的船又渡过清水河,陷入平寨外泥泞的稻田,最后深一脚浅一脚翻过一座山到了双井,这时是晚上10点45分。

我们敲开惟一一家旅馆的门,吃了顿营养丰富的自制晚餐———一小包菠萝片,然后在郁闷中睡去。

日记选摘,马普安,遵义,2003年1月10日……我们像两个农民一样走近了这个城市。

在北京,经常可以看见刚从农村来的人对城市里的一切感到惊奇。

他们张着嘴巴在主要的商业街走过来,走过去。

我现在了解他们的感受了。

城市里有明亮的灯光、漂亮的女孩、华丽的广告牌以及著名的大商场。

这一切带来的是强烈的兴奋。

我们贪婪地享受着这一切。

在街道的中央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不看别的,只看高楼大厦,天呀,看,爱德,那有个五层楼,还有亮闪闪的玻璃!

一座非常陡峭的山把住遵义的南口。

翻过山,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工业过度发展的城郊地区。

太阳在四方飘散的工业粉尘中徐徐下落,空气中弥漫着硫化氢的恶臭。

前方几百米,砖块垒成的工厂里喷出硫磺燃烧的火焰。

我们左侧的峡谷中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变电站,前面是毫无生气的建筑物,举目皆是贴着白瓷砖的水泥楼房。

人、汽车还有噪音将我们团团包围。

我们一致同意,这是我们见到的最美好的事物。

第五章遵义:不可承受之重第88~109天2003年1月11日~2月1日日记选摘,爱德,遵义,2003年1月11日我从未料到有一天我会说:这儿太舒服了。

就算所有窗户都大开着,屋里依然不算凉,床也软乎得要命,结果是,我睡不着了。

从新长征的第四天开始,我的身体一直很棒,但在这儿呆了12个小时后,我开始发烧。

难道我已经无法消受舒服日子了?从于都出发前爱德曾打赌说,如果我们能走到遵义,那我们就可以和遵义市长共进晚餐。

“各位!

干杯”

卢守祥市长说,“让我们敬新长征者一杯,祝他们在遵义过得愉快,与遵义旅游局的合作成功”

我们向市长举起了杯,眼睛却看着贾霁,因为,是她给我们创造了这个大翻身的机会。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工作,她成功地说服贵州旅游局支持我们的探险。

遵义也成了新长征的转折点。

随贾霁前来的还有北京的媒体记者,庞国良和万欣也带来了CCTV-9当家节目“对话”

的制作组,我们被赋予了一项从未预料的新任务:推销“红军路线”

旅游。

李德写道,红军1月7日进入遵义,一切都是那么出其不意,他估计大约还有万把人没来得及逃跑。

“甚至国民党的高官、大地主还有富商们都没来得及逃走。

他们储备的大量食品和纺织品被我军掌控”

政治局下令成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组织宣传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把从富人那里没收来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分发给贫穷的百姓……军队在遵义得到了难得的两星期的休整”

红军战士曾在遵义摆宴庆祝。

爱德说,马普安只能追忆这段历史,而他自己却打算让这个历史片段重演。

于是未经任何思想斗争,爱德就放弃了素食主义。

他发现,几个月来未尝荤腥,他的饮食嗜好已变得难以理喻,以至于看到一家肯德基时竟然兴奋不已。

马普安还是像往常一样找不到吃的,这里惟一的比萨餐厅刚刚停业。

我们意识到,在遵义的生活有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厚重感,与朋友在这里的重聚带来的感情上的满足超过任何平常的聚会;而一个星期后,他们的离去带给我们的失落感又是那么强烈。

“你认为新长征结束后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马普安问。

假如太熟悉就不那么珍惜了,我们能够始终对苹果味的“宝路”

糖充满向往和惊喜吗?日记选摘,爱德,遵义,2003年1月14日……遵义的垃圾箱之多让我们大为惊叹,这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干净的中国城市。

当然,我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长征三个月以来垃圾堆随处可见的场景与这座城市确实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一行七人,两个新长征者、贾霁、遵义副市长、贵州省旅游局局长和副局长,还有一位88岁的老红军,一同在遵义宾馆的会议室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们头顶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上面写着:庆祝遵义会议胜利召开68周年两英国学者重走长征路新闻发布会。

来自省内多家旅行社以及省级、国家级电视台和报刊的100多人参加了发布会。

爱德盯着老红军王道金,他发现王道金戴了一顶棒球帽。

爱德再看看马普安,一身红军军装,他忍不住乐了。

昨天他还穿着平平常常的衣服,坐在王道金的客厅里,问了他很多问题。

现在,记者们正在问着他和马普安同样的问题。

红军1月7日抵达遵义,1月19日离开。

2003年1月15日,第92天,遵义宾馆记者招待会。

老红军王道金没有告诉我们“长征对于中国人民有何意义”

,我们便在媒体面前“卡了壳。

万欣摄“你为什么要走长征?”

王道金说:“那时要吃得饱穿得暖,主要得解决三座大山,也就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革命,要革命只能参加红军,其他路行不通。

所以我16岁参加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

当时在我们的村子里,只要是男的,基本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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