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长征第一渡第1～15天(4)

圆饭桌旁摆着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萨达姆·侯赛因的脑袋撑满了窄小的屏幕。他正在庆祝公民投票使他获得又一个七年的任期。紧接着电视上又出现了乔治·W·布什的身影，还有美军的航空母舰，一切都预示萨达姆好景不长了。但是邱九龙对电视里的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他只想和我们聊聊他家电视机本身牵扯的“政治”问题———首先就是供电来源。“家里的电视和灯基本上不能同时打开，它们靠我安在旁边河沟里的发电机发电。雨多的时候电就多。”邱九龙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你们用电有多长时间了?”爱德问。“很久了，两三年吧。我们这儿发展很慢。当地干部不想把电接到这儿，因为人太少了，价格又贵，他们觉得不划算。”“你们告诉北京的人，告诉他们这儿的情况。他们听你们的，谁会听我们的?”邱九龙家从来不浪费东西。早上吃剩的留到晚上接着吃。尽管中国人历来喜欢拿大鱼大肉待客，这里的餐桌上却真的半点荤腥不沾，倒遂了马普安的愿。“最新情况，”晚上，马普安躺在床上对着录音笔说，“10月19日，新长征出发不到四天，行程已经比计划晚了48小时……”爱德已经似睡非睡了，嘴里还嘟囔着:“不算晚……”新长征第五天，马普安第一次强迫自己吃了顿早饭。但我们刚刚走出祈禄山不久，他便吐了出来。我们的交情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还都是大学生，在艾塞克斯大学的GreensteadHouse宿舍做邻居。那些日子根本没有时间吃早饭。爱睡懒觉的马普安把起床后的时间安排得极其巧妙，一边淋浴一边喝咖啡，再赶英里的路到学校———一切只需20分钟。这样的生活方式马普安保持了15年，其结果是他现在根本无福消受早上8点的蛋炒饭。当我们又走过另外7省共3000公里路程后，才发现马普安“呕吐早饭”背后隐藏的健康问题已非同小可。然而当时我们并不担心———他虽然不吃早餐，但会在上午吃一些零食，看起来也不错。我们在上坪镇的路边休息，这里临近安远县。一个30多岁的男人溜溜达达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眼睛一直在朝天上看。“你好!你这是干什么呢?”爱德问。“我在检查电线。”男人回答。“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们不像是中国人，俄罗斯来的吧?”“英国。”又来了两个男人。爱德也向他们打招呼。“你们英国人真有礼貌。”第一个男人说。“为什么这么说?”爱德问，“你们不向街上的人问好吗?”“不认识就不问。”在这个地区，我们所谓的礼貌一直就被人们品头论足。他们似乎对听到“谢谢”感到十分不自在。在祈禄山的一个餐厅里，马普安向一位给我们上菜的女服务员致谢，她停下来打量他，一脸疑惑的神情。“怎么回事?她是不是认为我在骚扰她?”马普安问。“我猜当地人不习惯这样，她好像觉得你在拿她开玩笑。”爱德说。而中国人的礼节也同样让我们感到不安。他们会从厨房出来，指着桌上的饭菜问:“不好吃吧?”通常饭菜的确不好吃，所以这样的问题令我们极度迷惑和困扰。这种礼节性的“假客套”可真不好玩儿，与我们在英国受到的教育颇为相似。英国人总是一方面表示谦虚，另一方面打心眼里希望别人说，不，不，非常好。你的房子很干净，你一点也不胖，你的新发型真棒，穿这裤子你的屁股一点儿都不显大。“饭很好吃。”爱德撒谎。“不行不行。”唐村的大师傅一个劲儿地说。“好吃，你的手艺真的非常好。”“不，不，一点也不好。”“好。”“不好。”我们可以一直这样说下去。“真烦人!”马普安对爱德说，“下次再有人这么问我，你猜我说什么?”“当然还是‘好吃极了’!”爱德说。真的，想想吧，如果我们突然开始直来直去，实话实说，如果我们不再彬彬有礼，不再向陌生人问好，不再向提供服务的人说谢谢（即使并不需要这种服务），也不再故意地“贬低”自己去换取赞赏（这只是无数个规则中的三个），那么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伟大文明也将土崩瓦解。我们向西南方继续前进，前面是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处。那些日子我们每天都走30公里以上，超过以往任何一天的记录。想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很简单，在你的背包里装上十几瓶水，每瓶2升，然后围着自己住的街区不停地走一个小时，这样你大约走了四到五公里，然后休息10分钟。接着你还要站起身再这样走6次。如果你第二天还可以这样做，甚至第三天、第四天……那你就可以走长征路了。我们把一天时间分割成可以控制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不超过一个小时，同时尽量不去想下一次休息之后会发生什么。为了让路程显得更轻松，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有三个漂亮的女红军陪我们一起走”，这样的假设可以让我们开心一到两个小时。说出中国所有省份的名称很快变得没多大意思。如果所有办法都不管用了，我们就幻想得到一大桶热水，这实在是征战一天后的最高奖赏。记得马普安在一次35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将双脚伸进一盆热水，半天，说不出话，突然他叫道:“啊，啊……呦……太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