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41)
遵义会议没有进行正式投票，但对**言论的接受意味着权力中心在向他和他的支持者转移。
历史上将长征分为两个阶段:遵义会议以前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的正确领导———是他挽救了红军。
我们问王道金是否记得李德。
王道金说:“见过，在遵义会议。
会议后他还是跟着部队走，开始时骑马，以后条件艰苦，自己走路，没职务了”
李德自己坚持说他从未掌握过领导权:“我被指责‘在军事委员会中一人独揽大权’和‘废除集体领导’，一个外国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有语言障碍，并且从不和外面联系，怎么能做到上述两件事呢?只有**知道我的神奇能力从何而来”
在遵义，大量的冲突、知识的局限以及历史的厚重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日记选摘，爱德，桐梓县城，2003年1月21日……我们正在一家网吧里收信，这时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看见我们，自顾自地说了声“帅哥。
“正确”
我说，“就爱听这个。
别再叫‘老外’了。
一切外国人从此都要被叫‘帅哥’”
凌晨1点，我准备回到旅馆，大街上依然生气盎然，还有许多水果摊和小吃摊。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挎着一个中年小胡子的胳膊从我身边经过，差点摔一跤。
她冲小胡子咯咯笑着说:“只顾看老外了”
可恶。
桐梓和习水之间的大山是我们自广西以来爬过的最高的山。
天气阴沉沉、湿漉漉的，我们身处1400米的海拔高度，周围雾霭沉沉，摸不清方向。
22岁的小学教师陆立伟带我们翻过山口进入习水。
不过，他得回家了，他家在北边的九里村。
于是他在一条土路上和我们分手，告诉我们顺着土路一直走就是何村，从那里可以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官店。
他说到何村还要一个小时。
可那已是两个小时以前了。
我们忽然看到左边有一栋木头房子若隐若现。
门口有一位妇女，刚看了我们一眼，就跑进去把门关上了。
一个男人隐隐约约出现在路的另一侧。
我们向他打招呼，但他一下子就消失了。
除了这一幢房子之外，周边别无他物，我们脚下的路右侧就是陡峭的山崖，也许何村就在山下，只是被大雾遮掩得严严实实。
爱德留在路边看包，马普安则往回走，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问路的当地人。
一个不到14岁的小姑娘背着一大堆绑在木架上的柴禾向爱德走近，她惊诧地看着朦朦雾气中这个体形巨大的外国人，脚步不自觉地慢下来。
爱德觉察到她的惊恐，试图安慰她。
他一直坐在那里，脸上挂着笑容。
“你好”
他说。
女孩停住了，趔趄着后退，好像失去了平衡。
她从肩上卸下柴禾，扔到山边。
然后突然回头冲向大雾之中，大声叫着:“爸爸，爸爸……”
她的爸爸没有出来察探雾气中是何方魔鬼。
马普安回来了，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这是哪里。
再次启程前，爱德试了试小姑娘的柴禾，足足有他的背包的一半重，大约30多斤。
半个小时后我们找到了何村，就在雾气带下面。
我们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周围景色十分壮观。
我们原以为村子在谷底，但发现它实际在500米以上的半山腰上。
狭窄的峡谷深不见底。
路到这里已是尽头，陆立伟没有说过这个情况，于是我们又找了一个叫杨雄的年轻人，他带我们穿过村子，到了矿场那里，进入山谷的小路就在山边，十分醒目。
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们一直在下山，脚尖都快磨平了，终于到了一条小溪边，顺着小溪又走了半公里才到官店。
一块纪念红军的方尖石碑高高地耸立着，夜幕降临，河里漂满了垃圾。
那天晚上我们和一群小孩子交了朋友，他们中的五六个一直跟着我们回到住宿的地方。
马普安拿出从遵义一路珍藏的棒棒糖招待他们。
16岁的高中学生胡迅第一个接过糖，她剥下包装纸，攒成一团，扔到地上。
“你为什么这么做?”
爱德老师问。
“怎么了?”
胡反问。
“你为什么把包装纸扔在地上?”
胡迅耸了耸肩，莫名其妙。
“我问你一个问题，”
爱德说，“你能在你们这儿的河里游泳吗?”
“不能”
胡回答。
“为什么不能?”
“太脏了”
“你小时候可以在里面游泳吗?”
“可以”
胡迅回答。
爱德盯着她的眼睛，扬起眉毛，似乎在提示说:“现在，该……?”
胡迅的目光只跟他对峙了一秒钟，便弯下腰捡起糖纸。
那一刻，我们对他们的劝导极像我们父母过去的所作所为。
“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
小朋友们走后，爱德问。
“对，这就是今天的年轻人，老头儿”
马普安说。
“去去去”
第二天，胡迅和她的朋友代华华早饭时过来了，说要跟我们走今天的长征。
“我们跟你们走到双龙，然后坐车回来”
胡说。
“你们知道怎么去双龙?”
马普安问。
“不知道”
“你们知道那儿有多远吗?”
爱德问。
“不知道”
“你们会走山路吗?”
马普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