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咬人的“国民党”(3)
最后，我们忍不住向这个女人道歉说我们让她受惊了。
马普安还给了她的孙女一个桔子。
马普安很恼火，他忍着伤口的疼痛，半开玩笑地说:“我甚至都不能教训一下狗的主人”
随即他给我们在北京的医生打了电话。
“我被狗咬了，怎么办?”
马普安问。
“你在哪儿呢?”
医生问。
“四川”
“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在48小时内赶到最近的大城市，然后注射一系列狂犬病疫苗”
“你确定吗?”
“是的，狂犬病在四川非常普遍”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离我们最近的城市是重庆，就算我们晚上赶到大坝附近的公路，从那儿还要坐一整天的汽车。
我们召开了一次“新长征全体会议”
讨论该怎么做。
开始的时候，马普安比较相信当地农民对于感染狂犬病的可能性的看法:“没事。
但爱德强调，那条狗很可能是疯狗，它看上去确实非常暴躁。
如果不采取措施，三天之内，马普安的头脑将会失常，口吐白沫，最后神经错乱，尖叫着死去。
马普安摸了半天头。
“你脑袋疼吗?”
爱德问。
“我想我应该去重庆”
我们黄昏时才到大坝，到那儿的时候马普安却得不到受害者应得的体恤。
他拖着被狗咬伤的腿，原本应该是被照顾的对象，可是爱德病得也很重，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
自打离开叙永他就开始闹痢疾，随着路况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如果现在你问我们贵州和四川的区别，我们会说贵州弯弯曲曲，四川坑坑洼洼。
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在极其陡峭的地形上攀爬，根本不走山上的之字弯路，总是在寸草不生的石头山上直上直下地抄近道。
在走最后的5公里时，爱德每半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
他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每走一步都是靠坚强的意志支撑着。
为什么要自己难为自己呢?我们不是红军战士，没有生死攸关的理由再继续走下去了。
然而，我们的动力来自不能欺骗自己的决心。
这路程太长、也太艰巨，我们不得不将总目标分解成一天一天的短期目标。
除非达到今天目标，赶到大坝，否则决不停步。
这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不愿认输，爱德必须这样鞭策自己走到终点。
我们常说，自己不一定非要体验红军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但有时候就在一刹那，仅仅是一刹那，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们当初的困境。
我们四月初在贵阳遇到的一位老红军薛德明曾告诉我们:“生病也要跟着部队不能掉队，每天50到70里路，干疮、脓头疮，以后又拉痢疾，红白痢疾很拖人。
当时年纪小，又有精神动力，不走不行，就是不能掉队”
爱德一直对痢疾不大在意。
在北京时他也时常腹泻，特别是吃了辛辣的重庆火锅后。
他从来不觉得腹泻会对生活有什么严重影响，也不能想象在发展中国家，腹泻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杀手。
他太虚弱了，几乎挪不动步子。
如果是68年前，他肯定会掉队，然后极有可能死掉。
他终于明白了在极端环境中，如果生病，即便是不起眼的腹泻也可能导致死亡。
长征幸存者不仅要有强壮的身体和大无畏勇气，他们还必须要有运气。
爱德去不了重庆了，马普安只能只身前往。
爱德两天后才能下床出门，他搭车赶到兴文县中心，给马普安发了份传真，然后返回饭店休息了四个小时，才将刚才出门耗费的体力补回来。
又过了两天，马普安从重庆回来了，等待爱德完全康复。
生病让我们耽误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红军已经把我们落下100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