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伊拉克阴云(1)
第148～161天2003年3月12日～3月25日日记选摘，爱德，仁怀，2003年3月22日……今天，这样的念头第一次闪过脑海:如果马普安不能好起来怎么办?
我不敢想象，要独自走剩下的路。但时间这么长了，不管怎么调养休息，马普安就是无法恢复，我不免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他自己也已经无能为力了……遵义遍地的油菜花依然金黄灿烂，但天气已经有了寒意，不断飘落的小雨更添湿冷。
马普安的肺似乎已经无法摆脱这潮湿空气带来的诅咒。他一天24小时都在咳嗽，胃也大受牵连，每到清晨就会疼醒，他的胃口从来没有这么差过。
尽管休息了10天也无济于事，他根本走不了路。贾霁又过来陪了我们几天，她在鸭溪的泥地里狠狠地摔了一跤，膝盖受伤。
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经过的村庄都在地上铺了一排排的黄色的卷心菜叶。
这些菜叶晒干后用盐腌，然后装到塑料袋里，最后装入陶罐密封保存。
在路边有许多石头柱子，上面雕着人脸，还罩上了红布。农民认为这些石柱能驱邪。
“国民党围捕所有伤病员，并处死他们。”潘克明说，“他们被砍死，尸体扔进一个洞穴。”潘克明坐在爱德的床边。
现在是苟坝早晨8点，苟坝是遵义以西50公里的一个村子。潘克明在不远处花蒙的一所小学里工作，他顺路来看看我们。
他说他爱听老人们讲长征的故事，不想错过和我们分享这些故事的机会。
“两个礼拜后，当地的一个国民党人士出去打猎。他听见地下有声音，找到了洞穴的入口。那好像是人的声音，他向洞穴里喊:‘是鬼吗?’最后他确认那是一个人，赶紧回家取来绳子，最后他救出了两个幸存者，都受了重伤，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奄奄一息。其中一个人最后还是死了，他吃了一点东西胃就炸了，另一个却逐渐康复，又返回江西。没有人知道他之后经历了什么。”潘克明伸手要拿香烟。
爱德请他不要抽烟。他能在早饭前忍受一场血腥的战争传说，却不能忍受烟的味道。
“这个国民党人士为什么要救他们?”爱德问。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有一个同事叫张传，已经退休了，他的父亲叫张家财，参加长征时还是一个孩子，有一次在干溪掉了队。干溪一个叫牟治清的国民党收留了他，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两个星期。国民党士兵来搜查长征幸存者，牟治清说他从来没看见过掉队的红军。国民党士兵走后，牟治清把这个孩子带回家，让他放牛放羊，解放后还帮他在花蒙找了老婆。牟治清是国民党官员，解放后原本处境危险，但因为他被称为‘红军救星’，一直无事。他的家人现在还在干溪呢。”长征路上的人们给我们讲的故事中，人物总是被过于典型化，好坏绝对、黑白分明。
我们两个老外也被典型化了，如:a）我们不爱吃辣的b）我们用不了筷子c）我们说英语这样的假定倒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在长岗镇的那天晚上，我们意识到
“老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正因为伊拉克战争而产生着巨大的转变。
仁怀电视台的记者和我们一起坐在毛泽东当初呆过的、几乎被国民党炸弹击中的小屋子里（墙上还保留着弹洞），对我们进行
“新长征精神”采访。他们也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一个让我们难堪的问题:
“你们的国家和美国要攻打伊拉克了，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过去的几天里我们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马普安上一次为托尼·布莱尔投过一票，他曾经认为布莱尔肯定是在虚张声势，他不会对抗联合国的决议而支持布什的。
但现在，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的政府要发动一场鲁莽的军事冒险。
马普安的投票让他感到难逃其咎。我们从没想过要在中国的电视节目中谈论自己对国际事件的看法，也不习惯随时被请出来充当中国以外的世界大使。
毫无疑问，这个星期仁怀电视台没有邀请其他
“盟军”代表来谈论伊拉克战争，因此我们所说的可能真会产生某些效果。
马普安只好稍加思索说:
“我们必须弄清楚一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也不能代表我们。希望中国人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他就肯定支持伊拉克战争。”这种想法是非常偏激的，因为在这种假定之下，外国人的典型形象肯定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变为:a）好战者b）帝国主义者c）滥杀无辜的刽子手那时候人们就不会喊
“哈，老外”了，战争时期我们在乡村听到的问候肯定是
“哈，杂种”吧?因为农民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不要战争，他们说。我们需要和平和发展。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当军队在地球另一侧集结准备展开新的屠杀时，我们正经过旧时的战场。
我们遇到的只是那个年代的幸存者，但死者的灵魂到处都是。他们的葬身之地又种上了庄稼。
每当想到伊拉克正发生的事情，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恐怖和绝望。日记选摘，爱德，大村，2003年3月25日……我想起了在北京遇到的一个德国人。
他告诉我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背负着他们国家的历史，这让人感到非常压抑。
他曾经想过也许在遥远的中国，人们不会对他抱有成见，哪知到中国不久的一天，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德国。”他回答。
“啊，”出租司机随口而出，“HeilHitler!”红军领导已经放弃了从他们所在的贵州西北渡过长江的计划。
蒋介石封锁了所有的路线。为了寻找一条出路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会合，他们首先决定行军到西南的云南省，然后寄希望于从那里向北行军渡过长江上游的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