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面(3)

鉴于第一次瞻仰时贺子珍没有看清**的遗容，她的女儿、女婿建议让妈妈再去一次**纪念堂。但医生都不同意，没有去成。这样，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只去过**纪念堂一次，也就是在去**纪念堂的路上，看了一眼**和人民大会堂。以后，直到她重返上海，再也没有离开过**的病室。由于种种考虑和原因，贺子珍在北京住了一年多后，又返回了上海。这时，治好病重新工作的希望也越来越小，贺子珍又远离自己的亲人，在病榻上，继续度着寂寞的暮年岁月。在贺子珍返回上海后，李敏知道妈妈思念她心切，曾专程到上海看望过一次，但这只能是短暂的时间，因为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需要有人照料，她不得不赶回北京。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1984年4月15日，正在生病躺在床上的李敏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告诉她说，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要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带病勉强爬起来，同孔令华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就奔机场去。她在飞机上心情沉重，本来有病的心脏现在跳得就更快了。她脸色苍白，用手捂住胸口，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家里人安慰她，并给她服了治心脏病的药。飞机到达上海后，李敏一家坐着已经等候在机场的汽车，直奔华东医院。听了医生对贺子珍病情的介绍，看到病重的妈妈，李敏心里很难受。她看到，妈妈呼吸急促，两颊通红，消瘦憔悴，她难过得要落泪了。贺子珍看到女儿一家都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似乎在微笑。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你们好。”李敏俯身靠近妈妈，细声地说：“妈妈，你好吗?我们看您来了。”贺子珍点了点头。她嘴唇动了几下，还用眼睛示意站在李敏身旁的医生，就是为她看病的医生。李敏又问：“妈妈，您哪里不舒服啊?”“我肚子痛。”这时，贺子珍的神智一直非常清楚，只是显得十分衰弱。这时，贺敏学一家也从福建赶到了。贺敏学听说贺子珍高烧不退，立即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这是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他说：“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这个药费由我来出。”医生表示，只要能有利于抢救贺子珍，是不怕费钱的。于是给贺子珍马上服用这种药。贺子珍服了药后，体温果然降下来了，并沉沉地睡着了。以后两天，李敏和贺敏学两家人天天去看望贺子珍。贺子珍退烧后，神智更清楚了。她高兴地看着身边的亲人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都来了。她还让护士给外孙女东梅弄点好吃的。大家一颗心放了下来，以为病情好转了。谁知这是危重病人的回光返照。4月18日晚上，贺子珍的病情又突然加重，体温两次升高，人处在昏迷的状态。医生们进行紧急抢救，李敏、孔令华等人通宵守候着。到19日下午，贺子珍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她享年75岁。亲人们拥到她的床前，流着泪同她的遗体告别。看到母亲就这样去世了，李敏万分悲痛。听到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特地前来向贺子珍遗体告别，并慰问她的家属。贺子珍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这些事都得由中央决定。当中央办公厅请示邓小平时，邓小平说明确地表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的葬礼定了规格和级别。4月25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里举行了向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宋任穷、陈丕显、胡启立、乔石、郝建秀、王首道、蔡畅、康克清送了花圈。白栋材、王芳、陈国栋、胡立教、杨堤、汪道涵、阮崇武、李坚真、曾志、陈琮英、刘英、彭儒、钱希钧、孔从洲等同志也送了花圈。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上海市、江西省、湖南省、福建省、浙江省、陕西省、贵州省、江西吉安地区、永新县的党和政府送的花圈，也安放在大厅内。李敏一家1984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贺子珍骨灰安放仪式上。贺子珍的遗体放在大厅中央，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党旗，四周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遗体前摆着她的亲属贺敏学、李立英、李敏、孔令华献的花圈。**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书记杨堤、汪道涵、阮崇武，以及贺子珍的亲属生前好友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在贺子珍的遗体前默哀、鞠躬，缓缓地绕遗体一周，向这位长征老干部告别。贺子珍的遗容舒展、安详，如同静静地睡着了一般。贺子珍的遗体在当天下午火化。随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回北京。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护送骨灰回到北京，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些没能去上海参加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的老战友、老大姐，都自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些当年曾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认识贺子珍的和不认识贺子珍的都来了，他们要向这位女红军战士表示最后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