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时期(4)

1931年1月7日，中国**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了大会，党的实权落在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王明手里。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会全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袭，30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其中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都是左联作家。第二天中午，魏金枝把柔石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鲁迅。他感到十分震惊而且悲痛。这时，他想起柔石身上还藏有一份由他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这正好给官厅留下了把柄，那么官厅还会轻易放过自己吗?经过反复考虑，等到第三天，他便找内山商量搬家的事情。次日晚上，内山委托店员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他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共党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可杀人的。于是，通过电报、书信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鲁迅的母亲，也为此担忧成疾。不得已，鲁迅只好写信辟谣，在信中变换名字和写法，乃至使用暗语，如用换住医院代替出走等等。这种幽禁般的不自由的境地，使他变得十分焦虑而且悲哀。他写信给在日本的李秉中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于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在此期间，他不断地打探柔石等人的情况，焦苦地等待着事件的发展。天气愈来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狱中有没有被褥?写信要的洋铁碗收到了没有?……但终于有一天，传来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是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弹!……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归国，他书赠七绝一首，表达了一个现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在一个凄凉的月夜，在什物堆间，在妻儿的柔弱的鼾声里，鲁迅不觉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悲愤中吟成七律一首：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两年过后，他犹未能释怀，写下有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结尾是这样的：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起他们的时候的……正是为了这“将来”，鲁迅不会在压迫中屈服，他会奋起抵抗。2月末，当他返回旧寓，便立即投入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的校阅工作中去了。严格说来，这不是一部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作品，而是一部政治色彩相当浓烈的纪念文集。本书于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书前印着李伟森等人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辞，内文在《阿Q正传》之后，还译载了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作品以及小传，此外，还载有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特意为此书作的《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言。他的命意很清楚，生命和声音是打不死的。鲁迅还写了一篇《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交给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嘱她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文章自然是激烈的，其中毫无隐瞒地说到左翼作家之死，说到警备司令部，说到当局，直接指出惟有通晓“杀戮法”或“侦探术”的某一位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史沫特莱为此警告他说，如果发表了，他一定会被杀害的。“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据当事人回忆，鲁迅当时很慢很沉着地回答说：“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史沫特莱临走前，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一份宣言：《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向西方知识界控诉中国对作家艺术家的屠杀。宣言和鲁迅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后，立即激起国际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