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6)

笔名林默的廖沫沙是始作俑者。在鲁迅以公汗的笔名发表《倒提》一文之后，又是他，向鲁迅放了一回暗箭。《倒提》从外国人倒提鸡鸭一事说起，对一些华人为此大鸣不平，以为洋人优待动物而虐待华人，竟至于不如租界的鸡鸭者，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即使顺提，又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在这里，鲁迅暴露了国民中的奴性心态，再度批判传统的恩赐观点。他说，我们究竟是人，和鸡鸭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这意思本来极明白，但是到了林默那里，却被理解为：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第二是说明西洋人的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说明西洋人对华人的虐待必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是从“古典”来证明华人没有出息。于是，他写文章下结论道：《倒提》的作者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林默的文章叫《论“花边文学”》，发表在攻击鲁迅最烈的《大晚报》上。文中还顺势否定所有杂感，认为颇尽八股之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谣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后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写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据他后来的解释，所说的“狗才”，是指“在替敌人缴械”的貌似“急进”的人物，林默是应当包括在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他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了署名绍伯的文章：《调和》。文章说，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努力，有的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倘使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后者的例子，文中列举了《社会日报》同期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关于大众语的意见，一篇是杨人的《赤区归来记》。绍伯硬把两篇文章拉到一起，说鲁迅替杨人打开场锣鼓，还说：“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人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坎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调和》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绍伯即田汉，也一样是青年“战友”。把“调和”加在一个战士身上，等于取消了他的全部战斗。这一攻击性行为，很容易使鲁迅想起从北平回来后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署名芸生的《汉奸的供状》，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骂托洛茨基的语调骂胡秋原的，除了“丢那妈”一类的辱骂以外，还加上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砍脑袋之类。文委书记冯雪峰看后觉得不妥，于是去找周扬，两人争吵了起来，不得已请鲁迅出面写文章，代表左联说话。鲁迅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用致周扬公开信的形式写了出来，仍然发表在《文学月报》上；结果引出因《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现代文化》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这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标题是《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化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还反驳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虑“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文中借用鲁迅的原话打击鲁迅，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其中有一句话分外刺目，是：“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鲁迅写信质问，那反应，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现在又说他“调和”，这不能不使他联想到那样一个“党”的存在，那样一群有着“英雄”嘴脸而又躲躲闪闪的人。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