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时期(1)（图）

五四运动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随着党派性的介入，以及工农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开始改变它的独立性质。从著名的知识领袖到广大学生，不是参加政党，投身实际政治，便是逃避社会，自囚于宁静的校园，踱进研究室里。启蒙运动很快地成了历史的陈迹。《新青年》的命运，很可能说明一切。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杂志主编陈独秀到了上海，组建新的政党——中国**，力主将《新青年》办成政治性杂志，后来果然也就成为党刊了。编委胡适等持保守态度，主张“不谈政治”，保留杂志原来的学术艺文性质。作为同仁，鲁迅坚持一贯的“思想革命”的原则，同周作人一起，基本上支持胡适，但反对“不谈政治”。在他那里，“政治”有着政治思想与政治运动之分。他认为，在政治问题上，仍当恪守知识分子的知识立场，也即启蒙立场，而不是具体的政治操作。也就是说，以写作从根本上对抗权力，而不是为权力而写作。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歧途是由来存在着的，他看得清清楚楚。分裂已成定局。显然，这是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精神溃败。对此，他无能为力。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回忆道：“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陷，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了。他还写了一道题《彷徨》的诗，其实是一幅自画像：“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彷徨无地的心情，还跟另一件牵扯到个人**的事实有关。鲁迅艰难购置八道湾居屋，在周作人全家迁入之后，又把母亲和朱安接来，有闲情在宅院里种下青杨和丁香，如此应当可以长住久安的了；不料，院墙之内很快发生了战争。鲁瑞告诉鲁迅的学生许羡苏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开头还好好的，弟兄二人还忙着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呢……”战争的起因不明，大家讳莫如深。鲁迅逝世后，周作人把有关的两页日记撕掉了。鲁迅1923年8月14日的日记也极简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至今留下的惟一的证物，是周作人写给的鲁迅的绝交书：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们。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信是装在一个写有“鲁迅先生”四字的封套里，由他亲自送到鲁迅的桌面上的。鲁迅阅毕，请人到后院叫周作人前来说清楚，周作人拒绝了。据许寿裳和郁达夫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明显与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羽太信子证实鲁迅对她“非礼”，周作人后来也有间接承认某报记者关于“调戏”之说。许寿裳极力维护鲁迅，说羽太信子“歇斯底里”，错在周作人偏信。在郁达夫的印象中，羽太信子却是文明有礼的。然而，不容置疑的是，鲁迅深爱他的二弟，乃至及于弟媳。当周作人滞留绍兴期间，鲁迅给他写信时，还常常夹带给信子的信。正是鲁迅，负担了羽太一家的经济援助工作；直到决裂之后，仍同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彻底的决裂，对于长期以保护人自居的深沉的鲁迅来说，不能不陷于痛楚难言的境地。战争结束后，鲁迅立即迁离八道湾，同朱安一起住进砖塔胡同。为了安顿母亲，随后又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宅，于次年5月迁入。在此期间，他除了继续写些杂文，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等长期的编校工作之外，开始了小说集《彷徨》的写作；加上后来的《野草》，集中显露了这一阶段中的灰色的人生内容。《彷徨》在某个方面重现了《呐喊5》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深化。可以拿《祝福》同《明天》做一个比照。两个女主人都是失去了惟一的儿子的年轻母亲，她们一样的惨苦无告；除此之外，祥林嫂却多出了一份被命运追逮的紧张与恐怖。在小说展开的人物关系中，《祝福》全景式地展开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的狰狞面目。关于妇女的世代的奴隶身份，《离婚》可以说是又一个补充。《呐喊》中的“看客”形象，为《示众》的摇镜头所凝集；它放大了和《阿Q正传》结尾“大团圆”的公众场面，一片汪洋，无始无终，是中国民族历史的一个象征。《长明灯》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的错乱中的清醒，但是，同时作为受迫害者，疯子与狂人对于黑暗的反应状态，存在很大的差异。狂人是发现的，疯子是判断的；狂人是间断的觉悟，疯子是持续的行动；狂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忏悔的，祈祷般的，疯子高喊着“我放火”，则是明确的宣言，完全立足于个体的反抗。如果说《呐喊》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乡土，那么《彷徨》的重心，已经明显向匆匆来去几成陈迹的新文化运动——传统中国的最新变动——及其产物倾斜。辛亥革命的创伤依然，而今又增加了新的伤口；新旧两个疼痛点在《彷徨》中，通过一群知识分子的大致相同的遭际而被牵系到一起来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