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悬疑小说的颠覆者(1)

自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相继发表以来，侦探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以其结构严谨、情节惊险、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一直深受广大读者青睐并在世界各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一以缜密的逻辑进行严谨的推理而破案的大侦探形象——长期以来也禁锢着许许多多后继作家的创作构思。综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侦探小说，无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或由于国情的不同注入了多少新的变化，一般来说，有两条原则往往是基本不变的：一是竭力突出某位精明强干、推理严谨、不苟言笑、性格古怪，甚至近乎神化的大侦探形象，二是情节结构几乎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案发——侦查——渐露端倪——几入误区——柳暗花明——凶手归案。本书推出的当代法国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布里吉特·奥贝尔的这两部小说，首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布里吉特善于在她的惊险曲折的侦探小说中变换趣味。在《楼梯》中，面对一个小女孩的暴死，想弄清是属于意外事故还是他杀所致，作者安排的不是警方或某个私家侦探，却是一位为这个小女孩做尸体防腐处理的非常具有责任感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偏偏他又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女主人公——那小女孩的母亲，于是主人公在苦苦追踪凶手的同时又苦苦追求着爱情；而爱情的障蔽使他在侦查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迷途，缺乏专业警惕又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险遭不测。爱情纠葛与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交织错杂在一起，最终，凶手得到惩处之日也正是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恋爱尘埃落定之时，作者别具一格的情节构思既扣人心弦又为我们唱响了一曲缠绵哀怨的爱情挽歌。与《楼梯》不同的是，《器官》中的杀人凶手在故事开始后不久就已浮出水面，读者早就看出凶案系一精神错乱者所为，负责破案的治安警察玛赛尔·布朗和他那些滑稽可笑的上司和同事们却联想丰富，思路紊乱，甚至暗暗祈求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系列杀手。作者出色地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刑事警察在破案过程中一个个自命不凡、各执己见又愚蠢可笑、互相攻讦，以致几次与杀人犯擦肩而过，几次错过了破案良机，使得之后好几件本可避免的惨案相继发生。对此，连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也惊呼：“我明白了为什么犯罪率在上升”读者在随着这帮警探侦查、缉拿凶犯的过程中，既会被一个接一个巧妙设置的悬念深深吸引，又会对法国南方某港口城市中的这帮无能又自大的警察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布里吉特喜欢在她的侦探小说中以当事人的，而不是传统侦探小说中那种“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作者在新世纪初推出的这两部力作，其叙述视角自始至终不断地巧妙转换，这不仅避免了传统侦探小说中作者像上帝那样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居高临下的叙述方式，而且故事的叙述者就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置身于情节之中，本身就是情节的构成因素。这种对现实事物的客观描述与人物主观感受相契合的描绘，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加深了对人物内心深度的开拓。在这两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案情的发展和破案工作的进行，更能看到一个个各具鲜明性格、充满着时代气息的人物跃然纸上，为我们展示出一个生动有趣又能深刻反映案件产生的时代氛围的现实环境。现代读者不希望被动地去接受一个由作者为他们编织好了的、呈线性发展的故事。他们希望参与到所读的小说中，希望阅读和阐释不仅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发明”，希望置身于“生产过程”，而不是“终极产品”之中。这种新的小说观念体现了当代人认识世界、认识文学及其内在规律所达到的新的水平、新的高度。在侦探小说这一领域，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尤为强烈。布里吉特在叙述过程中善于把影视艺术对形象进行切割和组合的那种视感变换的手段引入文学描绘，画面上不经意出现的一个场景或人物，甚至一件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玩具，看似平淡，却是绝妙伏笔，往往对情节的发展或转折，或把情节推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描述，不仅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也牵引着读者主动把前后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暗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战栗”之余，体验到与主人公同惊险、共探索的乐趣。开掘人物的“内宇宙”，探索并描绘造成人物思想行为的心理动因，着力表现人们对世界、对现实、对人生的反思，是当代法国文学发展的主导趋势。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可谓是西方社会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财富在质与量方面的增长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冷若冰霜的商品原则面前和人性遭到严重压抑和异化的环境中，现代西方人所面临的是愿望与现实的落差，暗流与逆流等巨大挑战。因此，当代的西方作家，着力表现人在命运回旋与砥砺中的困惑、挣扎、希望和艰难处境，着力表现人和环境的异化带给人们心灵、思想、行为方式的巨大嬗变，突出人的本来面目在物欲作祟洪流中的丧失。这两部作品中的凶手一为精神病患者，一为心理不健全者，其余的人也都以一张张面具遮掩着他们的本我。布里吉特·奥贝尔在侦探小说这门构思精巧的艺术上对一个个人物的潜意识和下意识，包括精神病患者不健全、不连贯的意识流做了出色的描绘，融入了时空跳跃、多变，以及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众多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在《楼梯》中，这位女作家深入主人公希勃的内心世界，跟着人物意识的流动从心理的角度去刻画人物和事件；在《器官》中，布里吉特还别出心裁地让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寄居到漂亮的女警官——当代世界超级名模克洛蒂亚·西弗在警界的一个“克隆”——洛拉身上，通过这个杀手在洛拉脑子里表述的对诸多事件的看法，暗喻着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警官潜意识中的一股“匪气”。这不仅使侦探小说摆脱了老一套的叙事模式和单纯地宣扬善恶有报的因果思想，而且使得这门已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说类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