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香港(2)?

这年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赵玉军找乔冠华谈话，他说：“余汉谋想到香港去办一份晚报。他派他的一个亲信去主持这个工作，同时也同意派你去参加这个工作。”因为广州已经陷落，广东与海外的联系已经完全切断，所以余汉谋他们感到有必要在香港建立自己的一个据点，以便于沟通广东和各方面华侨的联系，并且收集世界各国的军事资料。乔冠华答应了他们的安排，和已内定为报社社长的董范毅以及原在参谋处一起从事收集军事材料的几位同仁，从粤北启程，先到肇庆，再到澳门，最后从澳门渡海到香港。乔冠华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其他诸如印刷、校对、资料、发行等事务都由原参谋处的工作人员来做，乔冠华是分工社论，每一天的社论都是他来写。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故乔冠华撰写社论就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崭露头角的乔冠华风靡香港，赢得人们的称叹，从而奠定他国际问题专家兼政论家的地位。乔冠华清楚地记得：“《时事晚报》从1938年春天创刊出版，当时举世瞩目的西班牙战争正在进行。在我们的报纸开办不久，马德里就失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在第一版，就是《马德里的陷落》。我是带着感情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出现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就这样，以《马德里的陷落》，一直写到同年的9月份德**队占领华沙，英国、法国分别向德国宣战，二次大战开始。大概半年时间，我写的评论，大多是国际评论，还有一些是国内军事情况的。这些评论，因为在读者中的反响比较好，当时《时事晚报》的梁路晨同志觉得我写的评论，登一下就完了，太可惜，就建议我办一个通讯社，把写的文章，用笔名的办法发往世界各地，扩大我们的影响。我说可以呀!没有坏处嘛!但我们是余汉谋属下的报纸，不能用原名发稿，必须用笔名发稿。那么就用乔木吧，他信口提出来，我随便就答应了。这样，在我写社论不久，我的社论差不多每出一篇，就都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地华侨报纸发稿。当时的华侨报纸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用乔木的笔名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等到解放以后，我到这些国家访问，特别是去印尼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不少青年，他们告诉我，在抗战的时候读过我的文章。”乔冠华：《口述自传》，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第148～149页。如上所述，乔冠华所写的社论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此后每篇一如既往，这些国际述论能做到文笔优美、论点新鲜、感情真挚。对这些精彩绝伦、警辟独特、动人心弦的文章，人们从它的一贯风格，判断出出自同一作者的手笔(因为社论一般是不署名的)。开始不知道作者是谁，不过后来谜底还是得到揭晓。乔冠华的终身好友徐迟，在乔冠华去世一周年之际，饱含深情地叙述他当时的感受：报纸(案：指《时事晚报》)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之后他天天都有一篇社论，使南天的读者，目明耳聪，茅塞顿开。我们个人则是如同从沉睡中被他唤醒一样，觉醒了过来，从此追随真理不舍了。这一段时间里，抗日战争艰苦卓绝；随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打响，铁骑过处，山河变色；接着苏德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莫斯科城下、涅瓦河畔和逐屋争夺的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然后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迅即沦陷。这一下，他的火焰般的热情社论，只好收笔打烊，暂先停歇了。徐迟：《祭于潮》，见《网思想的小鱼》，第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乔冠华在《时事晚报》上的所写的社论是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评论整个国际形势的翻腾起伏的；尽管千头万绪，而乔冠华却慧眼独具，能够从纷杂的现象中理出明晰的头绪，所以这些社论能说得清清楚楚；而后在这基础上，回过头来，评说亚洲问题和中日战争的关键内容。与乔冠华同龄的冯亦代，当时也在香港，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每天在港岛《星报》担当翻译英文电讯的工作，他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正是乔冠华以他成熟而犀利的笔锋，剖析时局，给陷于迷乱心情的他，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他回忆说，每天读着《时事晚报》的社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他认为，自己对乔冠华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冯亦代：《绿的痴迷》，第14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其实，其他年龄段的读者何尝不是如此呢?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