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章结缡(3)?

1973年夏天的这场风波，到7月底已达**。在章含之的记忆中，许多话传下来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外交部要“掺沙子”……一时间外交部内部、司两级领导都惶惶然不知所措。自然所有人都只得听信这些传达，无从核对。7月4日，**召集了王洪文、张春桥等5人谈话，并要他们都学点外语，“免得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后来的正式文件中“乔老爷、姬老爷”被改为“老爷们”，但矛头所指十分明显。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章含之所在的亚洲司上呈了一份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布托要求访华的报告。布托是中国的老朋友，虽然他当时是在野党，但外交部认为应同意他访问。周总理也同意。孰料，到了**那里，他不同意，批示说：丢掉叶海亚，招来小政客，就是丢掉西瓜，捡了芝麻。这又成了一件周总理检讨的事件。此后，周总理作检讨，外交部也作检讨。有人传达说**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要掺沙子，换班子。”一时人心惶惶。**又批评说：“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事态发展得如此严重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那时，乔冠华是做了撤职下台准备的。但是，这场骤然而来的狂风巨浪到了夏末，却悄然地逐渐淡化了。正像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突然平地卷起千层浪那样，到了8月初又莫名其妙地逐渐消沉了。外交部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虽然这风浪的阴影在人们心中，尤其是部领导们的心中并未抹去。当时因要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乔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前两个月那些政治帽子不再提了，乔冠华又全身心投入了起草十大报告和这一年的联大发言之中。但他预感这风波只是为了开好“十大”而暂停，实际并未结束。对于政治的变化莫测，乔冠华和章含之都一片茫然。那时候章含之和乔冠华尚未结婚，但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反而增强了他们在一起共渡险关的决心。**“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京举行的。8月30日召开了十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乔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此刻他的心里并不轻松。9月28日，他在启程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八届大会的前夕，给仲曦东写了便笺：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老乔28/973寥寥数语，乔冠华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从局外人看，乔冠华当时正处于外交生涯的光辉顶峰，中国进入了联合国，他是**、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指示要全体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他在**、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草《上海公报》。在党的十大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乔冠华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月28日写给仲曦东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复杂情感？不过我们仍可以从这张便条看出，乔冠华当时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到了“联大”会场，他照常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充分展示了一个外交家的政治风度。会上，乔冠华同苏联代表团长马利克就裁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批评苏联假裁军真扩军，讥讽说：“苏联最后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削减10%的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联的自鸣得意的主张。……他至今没有告诉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到底是多少。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好几年时间。要真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成语说，叫作画饼充饥。如真的是要让发展中国家等待这批援助，岂不是要‘索我于枯鱼之肆'？”乔冠华还说：“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有人指责石油输出国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跨国公司是工业大国首先发展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乔冠华这时提高嗓门，并用手指向会场的上空，有点激动地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他还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生动比喻，形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诚恳呼吁：亚非拉国家对此要提高警惕。乔冠华的发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场先是活跃，接着响起了笑声和掌声。事后，他仿陆游的《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写了一首《联大三年》的诗，诗云：前年来此射长蛟，白浪如山意气豪。去年来此风稍静，归时但见天山高。今年来此意颇懒，谁知遇敌犹能叫。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1973年10月30日，告别纽约同志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了去买‘大件’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师都一样。除此之外，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较放手地施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中午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睡不着，跑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才的事对不起。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真怕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易在国外可以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1973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最喜欢这种国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外交事业。乔冠华他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一想到回北京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谈判。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吧，反正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平安！”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说乔冠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日，乔冠华等陪同**会见基辛格。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到**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11月17日，**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处开会。**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当晚，周恩来根据**指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会后，周恩来两次向**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了检查。**、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阴谋将其打倒。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什么！”以示抗议。之后，**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12月9日，**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对**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12月9日，**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跟他讲了这两条。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317页。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乔、黄、仲以及我和罗旭被**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联络员，一切‘指示’由她们传达。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存的必需。”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七十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9～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