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日(2)?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

身为一部之长，乔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

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乔冠华的阴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

当时

“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乔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

“批邓”，应当对部内

“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

虽然，这与当时

“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侯势恰恰背道而驰，但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

“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

“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毕竟不是世外桃源。

从这时开始，乔冠华受到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

“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应邀访问我国的成都、西藏。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以及外交部长乔冠华和副部长韩念龙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

出发之前，外交部的同志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这位新的政府主要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

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他们一行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四川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个小时。

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电话通知段君毅立即返回机场。

而外交部一干人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川省的领导与乔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

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乔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乔冠华对抗

“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名闻遐迩的杜甫草堂。

而当时这些历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乔冠华、韩念龙出面，要求省里关照为他们开放几个小时。

乔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答应了大家要求。

乔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5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部下说4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

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他们早上来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

于是，乔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

“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

“带了身边人”(指夫人章含之)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当他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

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指责乔冠华在成都的这些

“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

“花边新闻”，说乔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

“中国第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

“身边人”拍摄所谓

“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乔冠华夫妇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

当然全无

“黄色”可言。

“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乔冠华的位置，他们又不能把照片贴在大字报上让大家来鉴别。

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知道这都是搞垮乔冠华的前奏。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

“罪名”，了解实情的杜修贤十分不平，他证实说：“1976年，他陪同新上任的总理去成都迎接尼泊尔国王，我作为他们的摄影记者也随同采访。

“我是半夜才接到通知，急急忙忙赶到机场，正好乔老爷夫妇也到了，我看见他们就和以往一样，高兴地上前打招呼，他笑笑，显得很勉强。不像以前那样精神饱满。他一脸倦容，坐在沙发里，臂膀无力地垂着，手里还夹着一节燃烧的香烟，一缕青烟轻盈地弥散在他异常疲倦的面容上。

“我知道他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外交部内部正在批判他，说他不积极批邓，刮右倾翻案风，执行右倾外交路线什么的。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挤，各种各样的蜚语甚多。他用那么沉郁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有话，却没有说出来，默默递了支烟给我，想点火，我没让，自己掏出打火机点了烟。

“我估计他此时心情不舒畅，也就不多打搅他了。心情不好的人总是希望自己独处，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让他安静地呆一会吧，我转身想走，章含之可能怕我误会，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老杜，老乔昨夜等通知，什么时候去成都，几乎一夜没睡，太累……哪知道指示来了，叫外交部的先走，飞机一早起飞。周总理什么时候不是和外交部长同机走的？你说是吧？不同机也不要紧，关键老乔有许多情况准备在飞机上汇报。老乔心里能不着急吗？不汇报，弄不好罪责又是他的，现在活得太累……’章含之是心直口快的人，最后一句听得出来，她在抱怨，也是在为丈夫担忧。

“我只好劝她说；‘尼泊尔是小国家，有些情况可能清楚。你叫乔老爷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汇报也不迟嘛。’章含之年龄比我轻，又是章士钊名望门第的女儿，自幼个性强，观点鲜明，清高直爽，不会攀强附会，更不愿意迁就顺从。缺乏政治官场上那种城府，压根不知道唯唯诺诺是何物？依我看，她和乔冠华能结为伉俪，起作用的不是门第地位和身份，而是他们性情相投，个性相近，天性豪爽才是他们相爱的情结。看见章含之的神态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老实说，我也感到别扭，如果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这些事情不用你跟在后头提醒，他比你还要认真，材料要是准备得不全面，不受批评才怪哩。每次会见前都要仔细听取外交部长的介绍。

“飞机起飞后，大家都默默无声，抓住这个宝贵时间休息一会。我闭了眼睛却睡意全消，章含之一番话使我想起刚刚去世的周总理，……

“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宾馆。我们在宾馆住下后，大家也不想睡觉，嚷嚷要出去看看‘杜甫草堂’，本来我最不喜欢逛景，可大家见我手里有留影的家伙，哪肯放过我？非要我拿相机为他们‘喀嚓’几张，也为瞻仰过大诗圣留个证明吧。成都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具有辉煌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城市角落。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都关闭了，于是大家缠住乔老爷要他带着去，才能破例开门。老乔以为离这位领导人到达至少还有两个小时，也就带大家去‘杜甫草堂’朝拜诗圣了。看得出来，乔冠华只要和大家一起情绪就好起来，他又放开他谈笑风生的大喉咙了，四处可听见大家喊他乔老爷和他噢噢答应的声音。我特意抓紧时间为他们夫妇多照几张照片，这样无拘无束的放松实在难得，别看到处跑，却没有时间赏景，别人玩的时候，他还在伏案写材料，别人睡觉了，他还要开会、批阅文件。日程安排使他几乎变成了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且现在工作又比以前多了一分微妙少了一分融洽，要难得多。

“大约一个小时后乔冠华就看表，说要回宾馆等候北京这位领导了。他对我说，老杜，我要先走了，你们好好玩，大家也很难放松一次。晚上到我房间里来玩，我给你带了好东西。‘什么好东西？’我顿时兴趣高涨，乔老爷说是好东西那一定就是好东西。

“‘保密！看见就知道了。’说完拉上想泄密的夫人就走。后来听说领导人走了一条捷径，乔冠华赶回宾馆时，他已早到了半小时。这桩事后来成了老乔的一个‘罪状’。

“晚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也在乔冠华房间里玩。我向乔老爷的房间拨了个电话，我还惦记着好东西哩。章含之叫我就来。到了乔老爷屋里，韩念龙已经走了。我进门就大手一伸，要好东西。乔老爷也不着急，递了支烟给我。我一下明白，大叫道：‘是烟！’

“‘哈哈，三句不离本行！万变不离其宗：好个杜三。’

“‘你们也是的，自己吸毒不算，还放毒！讨厌不讨厌？’章含之在一边用手当扇，连连直扇，挤着鼻子对我们不满地说。

“‘杜三有你陪抽烟，我的胆子也壮了。不然一个人抽烟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现在我们有两杆枪，不怕啦。烟是好东西呐。’

“直到乔老爷逝世十年后的今天，我在含之那里仍然能享受自由吸烟的豁免权。其他吸烟的人就没有我这个特殊待遇了。

“我们从成都回到北京没有几天，外交部开始张贴乔冠华的大字报，批判的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后来听别人说，其中还有我的罪状，说老乔夫妇在‘杜甫草堂’要我给他们照‘黄色照片’。又说，‘晚上住在宾馆里也预谋着联合夺取外交部的大权，他们不仅和当地的造反派联系，还把摄影师杜修贤拉去预谋，就是研究夺外交部大权的事情……’

“天哪！我想笑，却无法笑出来，黄色照片？乔老爷和章含之身上的衣服一件没少，何谈黄色！再说他们连紧挨一起的姿势都没有，何谈黄色？当时我还叫他们挨挨紧，乔老爷直笑着骂我，说我拿他个老头开心。这好，不知谁和他开了这个天大的玩笑。

“我去拿香烟，也成了联络造反的证据。我又不是外交部的人，他们的权不权与我有何干系？写大字报的人有没有神经搭错线？我怀疑。

“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乔冠华倒霉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其实这之前已经倒霉上了。

“不过乔冠华充满了信心，他可能太书生气了，以为正义在手就可战胜邪恶。殊不知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有人就利用所谓的真理，行使自己的谬误。”杜修贤：《沉浮人生中的乔冠华》，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81～285页。

乔冠华利用在成都逗留的短暂时间，写下了《再游都江堪》诗：岷江之水峨山来，绕过成都头不回。

赖有李冰挥巨斧，平川千里万花开。1976年6月4日其二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

何如一李冰，稻谷万千筐？1976年6月4日他的作者注是：“1976年6月1日至6日，陪华国锋同志去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会谈时无事，同韩念龙互写打油以消遣。”然而，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

“批邓”运动，而是

“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尽管许多人到现在为止，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他们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

此时，乔冠华已经元气大伤，他的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被别人取而代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