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日(4)

10月17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外交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可以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接下来整整两年半内发生的往事不堪回首，令人黯然神伤，据章含之回忆，那是一段惨烈的回顾，那些出于不同目的都想消灭冠华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无比残忍。在那乱世年月，冠华没有学会四面逢源、八面玲珑的手段；他永远是个不设防的人，处处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窥伺机会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内。既然连听一听他的陈述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设定罪名，再去寻找材料，上纲上线；更有甚者是编织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条是所谓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还在冠华从访问欧洲回到北京之前，从上面已经抛出了所谓“乔冠华秉承‘四人帮’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写着这个内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潮水般涌来时，我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事实的经过我太清楚了。**逝世后，从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以及一切宣传工具都连篇累牍地宣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在八月份的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已经传达了这句话。但是在冠华起草联大报告时，并没有写进文件。9月26日，冠华第一次发生心绞痛紧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开会讨论联大发言稿。冠华从医院请假去大会堂参加会议。将近午夜，冠华散会后匆匆回家，要我帮他立即通知国际司的有关人员到家里来。他们很快到了。冠华说政治局刚开完会，对报告提了些意见。医院在他30日出发前不准他在外面过夜，他必须赶回医院，不能和他们一起改稿。冠华说他传达一下会上各人的意见，因为谁也没有反对别人意见，都是政治局委员，我们也只好每条意见都写进去，免得添麻烦。于是冠华逐条讲了会上的意见，总共大约十多条，其中就有一条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应当加进去。讲完他就急匆匆回医院了。第二天，9月29日，国际司的同志把连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华病房。冠华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张给那位主要领导人的便条说：报告根据28日晚政治局会议意见修改了，现呈上。因他30日启程，可能来不及等中央批复。他随身带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大家以为就这样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运动的副部长找我谈话，他似乎顺口似地告诉我，凌晨时，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他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事。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当时我无法与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10月17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电报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我心上一块石头放下了。冠华乐观地说这种事很容易说清楚。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知情者也都守口如瓶。冠华说电报到代表团时，不少人知道，他还和当时的代表团主要领导议论过这句话不过是套话，不知为何要删掉。这件事如果公正地调查，证人可以有几十个，但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时冠华在纽约，又是谁把这未修改的稿子向新华社提供的呢？是故意的陷害还是无意的疏忽？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那位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英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是“秉承四人帮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我们上百万字的申诉材料中再三呈述也毫无结果。这冤情似石沉大海，无人再去为此费心。然而，我却总不甘心。1992年夏天我终于有机会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查对1976年10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的原始自然段发言记录。白纸黑字，那天上午发言的第二十段到第四十二段是冠华的发言，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千真万确没有这句“按既定方针办”。英文翻译也如此。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夏日的东河之畔阳光灿烂。我望着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联合国大厦，那门前飘扬的会员国国旗，不禁无限感慨，无限伤感。二十年前，冠华曾在这国际论坛上叱咤风云，如今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更难想象的是一桩奇冤竟也和这幢大厦有牵连！我信步走向联合国后院的玫瑰园，这是冠华最喜欢散步的地方。成片的玫瑰花正在盛开，滔滔的东河水依然默默地流向远方。我望着这旧日景象，热泪盈眶。我仰望苍天，我问那蓝天白云，我如今手握着铁证如山，又去哪里找我的冠华，让他亲眼见一见这无可争辩的档案，验证他晚年无数遍抄录的刘禹锡诗句：莫道谗言如海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到金。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203～204页。如今，真相大白于天下。显然，乔冠华在联合国的发言并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这是不容辩驳的铁的事实。据当时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的吴妙发证实，乔冠华1976年以团长身份来出席联大会议，“有一件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也许代表团的人员都不会忘记，乔团长从国内带来经中央批准的讲话稿上有一句‘按既定方针办’的话，我们弄不清楚含意，因为当时国内报纸都这样提过，以为**临终前有什么话似的。但代表团很快接到国内来电，指示删掉。当晚我们忙了很长时间，把删掉这句话的讲话稿重新装订，第二天乔团长的讲话就没有了这句话。”吴妙发：《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183页。乔冠华的冤案，竟然与“时差”有联系，让人匪夷所思。据悉，乔冠华曾就此与他的好友徐迟交谈过详见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5～6页。诉诸徐迟先生幽默冷峻的笔下是：“我本人也多多少少有过这样的一点点疑惑的。在‘四人帮’当权的时候，他还在当外交部长。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当时，**是主席，周恩来是总理，当然是他们让他当外长的，他又不是不称职的。然而在两位老人家都过世以后，就不大好说了。”“因此，在他终于退职以后，有一天我去到他家里，曾当面问讯过他自己，问的就是在粉碎‘四人帮’那一年，他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后，到国内来，随即就被撤了职，此后也就不再起用他了。这究竟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出了问题，那出在哪里呢？我这样直率地问讯了他。我们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不过在他任外长时往来较少，直到他赋闲后，又恢复了旧情。”“这个乐观而又豪爽的外交家，听了我的发问后，大笑起来，说事情已过去了好几年了，何必旧事重提它们呢？我说，不然，连我都心中有点疑惑，你还不给我澄清澄清？好歹总得让我放下我心头的负担。我们只是谈谈心，你给我指点迷津，就是画龙点睛式的，点到了也行，给我说说明白啦！”于是，就有了下面意味深长的对话：乔冠华想了一想，又大笑地说道：“有一个小故事，是很有趣的，我就给你说这个故事。就是在我最后一次出席那个联合国的大会上，我是要作一个重要发言的。重要是因为国内已经发生了人事变动，人们都在关心中国局势的变化。当我准备讲稿之时，北京来了电报，告诉我这次讲稿中应该保持‘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好了，既然有指示，照办就是了。不料，在联大会议之前，我又接到一个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我一个新的决策，就是又要把‘按既定方针办事’，这样的字样删掉。好了，又有了指示了，照办就是。因此，在联大的大会上，我没有说这七个字，就是说，删掉了这七个字。哪知开完了大会，回到大使馆，我得知，国内已经因为我在这次联大的发言中‘说’了这七个字，在批判我了。批判我的罪状自然是很多的，其中却有一条是我‘说’了其实我没有说的七个字。”他说，“这一来，我一下子心中有数了。我查阅北京发电报的时间后，就豁然开朗，我了解了一个有趣的关键。”“有趣在于第二个电报是发出于联大会议开会前很短的时间里。发电报的人以为我是不可能收到这一个指示的。所以电报虽然是故意的，有意地发出得很晚，算准了我将收不到这个电报。他们以为我没收到这电报，就会说出这七个字，如果我说出了，他们就能让我犯下这个错误了。他们不知道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是有一个所谓‘时差’的东西的。因为有‘时差’，结果我是收到这个电报了。他们是土老儿，不知道东半球西半球，这两个半球之间，是有‘时差'这么个东西的，这回‘时差'帮了我的忙！我没有吃亏，没有落入这个陷阱。不过，回想起来，不免有点儿不寒而栗。”这里就“时差”问题，还可以援引《耿飚回忆录》的有关说法，时任**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耿飚后来曾说过，1976年“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的话，经我查对，与**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尚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照**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用这把‘尚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同时，我对‘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这一段时间内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背景和用意，就更加清楚了。”《耿飚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87～289页。1976年11月11日，乔冠华会见蒙古新任驻华大使鲁特?楚龙巴特尔，具体商谈有关递交国书事宜，这是他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几天后，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乔冠华的外交生涯从此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