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晚年(1)(图)

在其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乔冠华因

“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夫人章含之被隔离开来，他被软禁在家里，而章含之则被关在外交部，两人不能见面长达785天。

在这期间，乔冠华多次写信、打电话，找以前他几乎天天见面的领导人，想诉说心中的委屈，可没有人听他的陈述，乔冠华心中是多么的郁闷！

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百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部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

事后，乔氏夫妇辗转反侧，仔细分析，认为各种因素夹杂在一起，乔冠华必然会被打倒。

据章含之透露：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党担心张春桥会接任总理。

当中央宣布由华国锋任代总理时，我仍记得冠华与黄镇参加宣布任命会一起回到我们家时兴奋不已，一定要我拿酒来祝贺。

当时多少人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接下来的事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只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悄悄布开，冠华和我一步步落入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2月份已是平民的尼克松二度访华，江青突然异常积极，不断把冠华、我、礼宾司长朱传贤及黄镇大使叫到她的10号楼作各种吩咐，陪同看戏，送花送菜。

在这期间，江青说毛主席那边告诉她，说是主席的意见，秘书不再接受我们的材料。

部分老干部在我们家商议，都感到无可奈何，只能如此。就是这短短的3月至5月间江青的过问成了乔冠华和我最终的悲剧。

没有人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没有人出来承认这都是很多老同志商量过的决定，也没有人出来说当时乔冠华的孤注一掷保全了外交部的老干部在

“批邓”运动中未受冲击，更没有人指出从6月份开始，江青转而大肆指责乔冠华，并扬言要撤他的职。

那时候毛主席还在世。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种种的屈辱和不公。冠华终于垮了！

他先是心肌梗塞，接着患肺癌！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

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时需要写下来。

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

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

“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

“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

“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

“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

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

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五个月后的10月6日，粉碎

“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

“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

“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

“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

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

“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

“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己在等待着他。

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

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一年前当我踏进外交部的大门时，我是个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对名、利也无所企求的象牙塔中人。

70年代激动人心的外交以及我与冠华的倾心相恋给了我一个金色的梦。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这个梦只存在了一瞬间，它很快变得支离破碎。当1983的9月冠华最终离我而去时，这个梦也就被撕扯得无影无踪了。

但是我却始终游离于残梦与现实之间，难以摆脱。……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9页。

1977年3月，乔冠华的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稍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

1978年1月22日，乔冠华写了一首题为《有感》的诗，托人捎给章含之。

诗曰：长夜漫漫不肯眠，只缘悲愤塞心田。何时得洗沉冤尽，柳暗花明又一天。

不久，乔冠华患了肺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关进牢房，幸亏被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了。

同年8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外交部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

“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在乔冠华受审查期间，大约是1977年夏秋之间，北京派人来到乔冠华家乡江苏建湖县，声称是搞

“乔冠华专案”的，调查他的

“罪行”。来人在村子里住了几天，开座谈会，他们找了乔冠华的大嫂吴氏，还找了其他人，称乔冠华是

“反革命分子”，家乡的人根本不信。吴氏大嫂说：我公公乔守恒，一生清白。

我丈夫乔冠军，早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盐城集仙堂小学做教师，办过革命刊物，已经病逝。

我两个儿子，大的乔宗明参加抗美援朝，是志愿军侦察兵，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小儿子乔宗连是国家干部，在盐城纺织厂当科长，两个女儿都在农村种田。

我二弟乔冠辈，思想进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乔冠华是老三，很早就参加革命了。

还有个老四(即乔冠华异母弟弟)，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患了精神分裂症在休养。

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哪来的反革命？左邻右舍的人，都证实吴氏大嫂说的全是事实。

来人没有捞到什么

“油水”。1975年秋天，乔冠华陪外宾到扬州，本想顺道回故乡看看，无奈公务缠身走不开，正巧外交部有个年轻的女翻译朱一冷是盐城人，请假回家探望父母，乔冠华便嘱咐她多拍一些家乡新貌的照片，带回去给他看看。

这位女同志自己未顾上拍照，便将此事托付给盐城地区报道组组长，这位组长找人去乔冠华家乡东乔庄和他读过书的盐城拍了十几张照片，附了个文字说明寄去。

这本来是乔冠华思念家乡之举，是很平常的事。谁料到现在，竟也成了乔冠华的

“问题”，有人专门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这恐怕是乔冠华始料未及的。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版，第278页。

1979年2月17日，乔冠华作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从医院里把他接回家养病，隔离了785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其时正是春寒料峭，一片萧瑟的时节。乔冠华的身体十分虚弱，章含之为他流了不知多少泪，但毕竟历尽劫难，他们又在一起了。

这时，章含之将主要精力扑在丈夫身上。曾经有人问章含之：“由于和乔冠华的结合，你是不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照顾乔冠华上。”章含之回答：“没有，因为当时乔冠华也很忙，他也没有什么需要我去照顾他的。再说我也没多少时间去照顾他，我后来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南亚事务，我同时还兼一些重要的高级会谈的翻译，所以我也挺忙的。真正需要我照顾的是他后来赋闲以后，又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就非常依赖我了。”这一年，他们院子的梨树

“老友”又以千朵小花庆贺他们的团聚。章含之那时心中不觉暗自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这梨树真通人性，它的兴衰也许显示着冠华的安危。

怀着这种念头，每年春天，她都焦灼地等待老梨树的信息，盼它一树锦绣，象征乔冠华这一年吉祥如意。

此后，章含之记得，“1983年的春天在忧虑中来到我们的小院。这时冠华第二次癌症复发住进医院。我的心情坏极了，我知道诀别已在眼前。每天当我翻过一篇日历，我的心都不禁抽泣，我和冠华的日子又少了一天！那时我天天在医院陪住，中午趁冠华午睡，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为他取中药、牛奶和他想看的书。我无心照料庭院，总是来去匆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中午，我无意中看到老梨树枯萎了，连树身都伺倭着弯曲下来。只有稀稀落落的一些花蕾无精打彩地挂在零乱的树梢上。我不禁惊呆了，马上想起了多年来心里神秘的联想。我诅咒自己为什么把冠华的命运和这棵草木之躯连在一起。我突然再也忍不住心里积压的悲痛，抱住老梨树，失声痛哭。难道这树木真有灵性？难道它真的显示了冠华生命之火正在熄灭？我的心突然一阵阵绞痛得厉害，不敢再往下想……”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2～253页。

乔冠华出院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他再次出院回家疗养。

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

“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令人啼笑皆非。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

“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他曾仿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一诗，改写了一首述怀诗：百亩园中尽是苔，艾萧未尽兰花开。

边缘战士今何在？前度乔郎今又来。乔冠华的老友苏州李颢，得知乔冠华出院，特地派次子来北京探望乔冠华。

乔冠华很高兴，临行前(1980年8月21日)，乔冠华特地写了一首《怀李颢》的诗，并写成条幅，让李颢儿子带回去。

诗云：长忆寒山寺，江枫映火明。何时一杯酒，促膝话生平。乔冠华1980年8月21日李颢说：“这首诗是我们终生友谊的象征。”这么多年来，李颢教授一直珍藏着这首诗。

梁奎峰：《人间自有真情在--乔冠华与李颢》，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45～246页。

这年冬天，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的老友崔奇去看乔冠华，见他玻璃台板底下压着

“新年开笔，大吉大利”八个字，便问他：“你在养病，还准备开笔写什么呀？”乔冠华说：“我现在已不能恢复工作了，但还想做两件事：一件是想写一部外交回忆录，‘开笔’是指写回忆录，不过到今天一个字也未写成。还有一件事，就是把过去写的文章编集出书。”过了一些日子，崔奇接到乔冠华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因感冒又去医院住了两个礼拜，大前天星期日下午回来的，如有空，希近日来舍下小坐。”崔奇应约去了乔冠华府上。

除了闲谈，乔冠华谈到编书和写回忆录的事，希望他协助。崔奇说：“编书很简单，我可以替你把过去的文章通读一遍，做一番校勘工作，文字上需要改动的地方，我同你商量一下就是了。”关于写回忆录，崔奇建议：“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宜伏案疾书，日试万言，最好你来口述，我可请一位新闻系研究生来采访和记录，整理出来你再加工修改。还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回忆起哪一件事，就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或请含之同志陪着你谈，旁边放着录音机，先记录下来再整理。”乔冠华很赞成后一种办法，希望崔奇能抽空到他家去，同他对谈，并帮他回忆一些往事，崔奇欣然答允了。

乔冠华在抓紧时间整理旧作的同时，已经在构思他的《外交回忆录》。

他对崔奇说：“我写这部外交回忆录，不想靠档案，也不需要调档案，只想把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而且，有些材料档案里也没有。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关于某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只有很少的人参加了议论，毛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就立即分头去执行，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和档案。再说，我的这部外交回忆录，既不是为个人宣传，也不就事论事地仅仅写那些具体的外交活动，而主要地是写毛主席、周总理、中央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局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曾作了怎样的战略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怎样的外交决策，制定了怎样的方针政策，主要地是写主席的战略思想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也就是要写出新中国外交的新风貌。为此，不仅有个了解情况的问题，还有个如何理解和评价的问题，从而使这部外交回忆录能够为后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史，总结历史经验，提供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是靠调档案可以解决的。”乔冠华具体介绍了如何写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的外交艺术，中央的外交方针政策的想法，他说：“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极其丰富生动的内容的，它体现于我国的全部外交实践活动之中”。

接着，他列举了以下几个方面，他激情澎湃地说：--我要写新中国外交那种不怕武力威胁，不畏强权政治，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那种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谁想损害我国的独立主权

“连半个指头也不行”的顶天立地的气概。--我要写毛主席如何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打出一张外交的牌就可影响世界，调动全局的那种雄才大略。

--我要写毛主席在两强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在诸大国之间，如何纵横捭阖，作出既维护我国的安全和独立，又有利于我国国力的壮大和走向繁荣富强的英明决策。

--我要写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和策略原则，如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不为天下先”，“以斗争求团结”，“区别对待”，以及团结大多数和统一战线思想等等，在外交上，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怎样有声有色地运用和发展。

--我还要写毛主席、周恩来关于

“凡文事必有武备”，“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关于国家的实力是外交的后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又为增强国家实力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关于军事斗争、外交斗争以及宣传工作互相配合和统一指挥，等等。

最后，乔冠华概括说：“总之，要说明新中国的全部外交都是为了实现这样几个战略目标：一是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二是维护我国的安全利益，三是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走向繁荣富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对《外交回忆录》的写法，乔冠华也有打算，他说：“我的外交回忆录和官方外交史不同，外交回忆录不仅写事，还要写人，不仅写国家领导人，还要提到众多的新中国外交工作者，包括对外交工作作出贡献的新闻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我是以个人身份来写外交回忆录的，所以我对亲身经历的国际事件、国际会议以及直接间接打过交道的外国政治家、外交家，从杜勒斯到基辛格，从莫洛托夫到马利克，都要作出我个人的评论。”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着重强调，当然也不是只写战略和策略思想，也要写具体活动，包括一些有意义的细节。

周总理有一句名言：“外事无小事”。有时候，我们的政策思想就表现在一字一词的争执上，表现在一言一行的不同处理上。

从乔冠华的这些谈话中，可以知道，对于怎样写这部回忆录的一些设想，他已考虑得相当周到了。

最后他还说要在全书的扉页上从《楚辞》中抄一段话作为题辞，崔奇建议说那就用鲁迅所集的

“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这两句吧。他表示同意，说

“是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很可惜，他的《外交回忆录》的录音工作没有正式开始，他就病倒了，而且一病未起，写《外交回忆录》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崔奇：《忆乔冠华二三事》，见《我与乔冠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50页。

其时，乔冠华夫妇劫后余生，过着赋闲的生活。他过去的老朋友、老战友并不嫌弃，纷纷送来人间温暖，溶解了他们心头的冷霜。

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李颢、崔奇之外，徐迟来了，冯亦代来了，夏衍来了，黄苗子、郁风夫妇来了，吴祖光来了，李慎之来了……李慎之友是乔冠华的旧交。

这两位在50年代惺惺惜惺惺的才子，曾经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他们一起臧否人物，评点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

后来，李慎之被错划为

“右派”……80年代乔冠华落魄后，门庭冷落，但李慎之却常去看他。

乔冠华去世时，李慎之写的挽联一直挂在他和章含之最后的家中。50年代，他们从政时曾经相互倾诉各自最想作的事：李慎之说，他最想成为一个大学校长，办好一所大学；乔冠华说，他最想成为一张报纸的主编，办好一张报纸。

遗憾的是，这两位

“把一生交给党的”知识分子，却无法实现他们心仪之事。而到了晚年，李慎之先生把办好一所大学的愿望也降低到了

“下辈子作中学公民课教员”。著名作家徐迟与乔冠华同庚，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同样百般推崇乔冠华。

他在题为《祭于潮》的一文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曾同他一起工作。但是我们的接触反而不能如以前那样的多了。在他初次去联合国之前的别宴上，听到他咏螃蟹的诗句：‘一去成功湖，此物最相思’，为之莞尔。在开城板门店，也曾见了一面，感到他对于敌方真能针锋相对，游刃有余。以后，却隔行如隔山，几乎没有再见面了。但他的风韵，他的文采，还能从新闻电讯中，甚至从外交文件中，隐约窥见。此后之事，众所周知，无需赘述。但时常看到他身负重任，尚能称职，还是欣慰莫名的。只能笑语自慰，他是在跟基辛格、尼克松、田中角荣、瓦尔德海姆、马利克、葛罗米柯这等人物打交道，吾辈可是不容易见到他了。就这样阔别了二三十年，久未和他通上音讯了。”

“有趣的是人生诚如螺旋。到了他的晚年，我们又能见面叙旧，说些老话了。他仍然警语甚多，妙趣横生。虽然他重病在身，是不治之症，但是风貌不减当年，并未形容枯槁，他还可以息影书斋，闭户读书。惜乎天不假年，满月西沉，千秋功罪，自有公评……”徐迟：《网思想的小鱼》，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3页。

据章含之撰写怀念徐迟的文章披露：“记得是有一年的深秋，冠华接到徐迟的电话，说他在北京，想来看我们。冠华很高兴，请他来共进晚餐。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作家、诗人、冠华的老友徐迟。那时候他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很多。他高高的身材，很潇洒，很有风度，也很健谈。晚饭时，冠华嘱我温了绍兴加饭酒与徐迟对饮。他们谈了很久，两个人看上去都神采飞扬，似乎又回到了他们谈得最多的30年代在香港的种种往事。”

“后来，我问冠华为什么过去徐迟没有来过。冠华颇为感慨地说大概那时候他官大，门槛高，这些老朋友就都敬而远之了。他不无遗憾地说他那时一年到头忙，也很少想到和老友重聚。由此，我想到亦代、李颢和其他一些冠华的老朋友。在我们的门口车水马龙的年代，史家胡同五十一号的院子里从未见到过他们的身影。而如今，这院子门可罗雀，他们却纷纷来到了冠华的身边，给他那寂寞的赋闲生活带来了许多友情和乐趣……”以后，“冠华同徐迟时有往来。徐迟把他的书寄给冠华，冠华都认真地注上收到的日期。再后来，冠华离开人世，徐迟写信来，开始是要我节哀，后来他的信却都是鼓励我写作。我那时很没有信心，我说我的文字功底太差，怕写不好。徐迟那时并没有看过我写的东西，却‘盲目’地相信我能写好。我感觉到他并非是一般性地鼓励我。徐迟是个极认真的人，他以满腔热情推动着我去握起笔。那时，我请他考虑是否可以由他写一部《乔冠华传》，我当他的助手，他却说这传记是一定要写的，而且一定是一本‘好得不得了’的传记。不过，徐迟说，这传记一定应当由我执笔，他帮助我。为这事，徐迟不厌其烦地一而再地想推动我开始去着手准备。可惜我畏惧困难，始终没有开始。……”章含之：《祭徐迟》，见《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01～402页。

在这突如其来的逆境中，乔冠华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所谓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此时的乔冠华的真实写照。

80年代初期，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

“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乔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乔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16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30页。

乔冠华还抄了一首《诉衷情》词，送给这位年轻朋友作纪念，词曰：先烈忠贞为国仇，何曾怕断头！

而今祖国红遍，江山靠谁守？虽未终，鬓已秋，长驱倦。你我后辈，忍将夙志，付与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