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同志加兄弟”

六、“同志加兄弟”

暮色笼罩大地。

中国西南边境凭祥市至友谊关的大路上,停着经过严密伪装的漫长车队和各种火炮。

夜,静悄悄的。没有车灯,没有喧哗。路旁树梢上鼓噪的蝉声此起彼伏,打破了这静谧庄重的气氛。漫长的车队在等待。偶尔有一二辆摩托车从汽车、炮车边急驶而过,仿佛是茫茫夜色中滑过的流星,很快就消失了。

车上端坐着—排排头戴盔形帽、绿色帆布装、脚蹬用轮胎剪就的斜插两条胶带的“抗战鞋”的士兵,他们怀抱新式冲锋枪、高平两用机枪,一条薄被和一套换洗军装打成的小背包垫在屁股底下。

这是一支庞大的援越抗美的队伍。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和越南人民的厚望,就要开拔了。

随着出发时间的临近,车上渐渐骚动起来,有的用刚学会的几句英语说:“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随之是一阵轻轻的笑声。

首长讲话了,队伍顿时安静了下来。

友谊关城楼下,前来送行的老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我代表军委、三总部来欢送你们!你们去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援越抗美,希望你们为国争光,并预祝你们凯旋!”他说话时也显得很激动。

军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握住先遣军指挥员王辉的手说:“我老了,不能随你们一道到越南,我向你们保证,当好你们的后勤部长。只要你们为祖国争光,你们所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送到。祝你们光荣而去,胜利而归!”

公路上汽车、炮车马达轰鸣,无数车灯撕开夜幕,照向前方。这支部队将越过友谊关,进入越南同登,按指定路线向各集结地开进。

时为公元1965年6月9日晚8时半。

友谊关,是中国通往越南的交通要口之一,坐落在广西凭祥市西南16公里的地势险要的山谷深处,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当时关楼为土木结构,初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明朝永乐年间更名为镇夷关,清初改为镇南关。1885年关楼被法军炸毁,战后重建关楼二层。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日寇焚毁。1949年12月11日,镇南关解放。1953年经中央政务院批准,把镇南关改为睦南关。1957年重建关楼三层,为花岗石、钢筋水泥结构。1965年改称友谊关。陈毅亲笔书写“友谊关”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用大理石精心雕刻,镶嵌在关楼拱式城门上。五星红旗在关楼上迎风飘扬。关楼城墙左连辅山,右接金鸡山,峰峦峡谷相连,地势险峻。关楼四周的榕树、青松、翠竹,高大茂密,郁郁葱葱。白墙绿树烘托着巍巍关楼,使古老的雄关显得格外雄伟壮观。

此刻,这一切都被夜色笼罩着,只有连绵的车灯打在关楼城门上。

出关时,与王辉同乘一辆指挥车的是越南人民军东北军区黎副政委,他代表越南政府和军队先期到达南宁迎接中国援越部队。车队进入谅山,越南军民在夜里列队鼓掌欢迎中国援越部队。王辉和黎副政委下车走向人群。越南总参作战局长、越东北军区段政委激动地前来握手拥抱。前来欢迎的男女老少向战士们递香蕉和菠萝。年轻的中国士兵们激动地用刚学的越语说:“谢谢!谢谢越南人民!”

车队到达蒙阳时,天下起雨来。夜沉沉,雨霖霖,部队分三路加速前进。中路从东兴进入越南芒街,汽车、炮车冒雨行驶,向菇苏岛进发。东路从北海港登舰向吉婆岛开进,大量的火炮、工程机械昂首屹立在甲板上。舰艇全副武装,随时准备迎击美国来自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海运登陆艇也像离弦之箭,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组成战斗序列,向越南北方的锦普、鸿基等港口劈波斩浪,疾速前进。

同一时刻,湖南长沙郊外,一个不被人注目的寓所里,灯光明亮,柔和的光线透过淡蓝色的窗纱、明洁的玻璃,撒在室外草地上。一位老人正在夜风中打太极拳。他衣摆宽松,一抬一推,一招一式,缓慢稳健,如行云流水。他前额宽阔,眉宇和善,神情安详,一缕长须飘在胸前,颇有长者风度。

他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

胡志明自50年代开始就睡眠不佳,周恩来、贺龙派中国太极高手到河内,给他传授太极拳,从此他坚持锻炼,睡眠好了许多。可是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操劳国家大事,常常忘记打太极拳。尤其是美国在南越扶植亲美政权的同时,制造“北部湾”事件,袭击越南沿海港口、轰炸北方和平的城市乡村,令他痛心疾首,更无心于太极拳了。

这次他秘密来华,是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的。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非常看重自己的国际义务,对于越南的战事十分关心,一向把美国对越南的侵略看作是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当成越南的大后方。

1962年,为用实际行动支持越南劳动党提出的在南方进行游击战争的主张,中国政府专门援助越南南方人民9万支步、机枪,用以发展游击战争。以后南方的游击战、运动战不断发展,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中国的军事援助也日益增多。

在此期间,越南政府也曾向苏联提出军事武器援助事宜,赫鲁晓夫只给了3000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缴获的德国枪支。胡志明感到很不对味,愤愤地说:“把它拉到博物馆去!”

1963年5月15日,刘少奇主席在访问越南期间,和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的武装侵略,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野蛮残暴的“特种战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使用化学毒剂作为战争的手段。联合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政权加紧破坏日内瓦协议,大肆镇压和奴役越南南方人民,企图长期分割越南,变越南南方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和新式殖民地。这不仅引起了越南南方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联合声明重申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和战友。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并且把这一斗争看成是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一个光辉的榜样。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全体人民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神圣斗争,并且坚信这一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发表的声明,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越南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声援达到了新的高潮。

毛泽东说:“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志明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强调指出,“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声明的同时,北京还接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协议的罪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1964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郑重声明:“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越南人民是中国人民亲如兄弟的朋友,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这份措词强硬的声明,暗示中国将采取军事行动。

在“北部湾事件”发生的第三天,8月8日,北京上百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兵、街道居民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在“北部湾事件”的第五天,8月10日,北京举行了10万人的盛大集会,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越南驻中国大使陈子平等出席了集会。

然而,约翰逊无视这一切,继续增兵越南。到第二年的6月8日,他公然宣布美军直接参战。战争再度升级,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越南军民的斗争更加如火如荼。1965年2月7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取得夜袭波来古大捷,打死打伤美军234名,击毁击伤美机3l架,摧毁和严重破坏美军宿舍52所。随后两天,即2月8~9日,美国飞机和炮艇,大规模地轰炸、炮击越南北方的洞海市和广平省的其他地区以及昏果岛和水灵地区。

1965年2月10日,中国首都北京举行150万人的集会示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北京军民一道愤怒声讨美国侵略罪行,坚决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吼声震天动地,红旗飘扬。十多个巨大的红色气球在广场两侧腾空而起,上面悬挂着醒目的巨幅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从印度支那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它侵占的一切地方滚出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大家握手。北京市市长彭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越南驻中国代办黄北、越南南方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明芳等在场。毛泽东朝东望望,朝西瞧瞧,又朝在麦克风前讲话的几位看看,显得那样的自信,好像世界上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正在湖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是在其长沙的寓所里会见胡志明的。

毛泽东记得,胡志明第一次秘密访华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刚4个月,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做出果断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整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碰巧,15年后的春天,胡志明又来华秘密访问。胡志明这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美,上次秘密访华是请中国援越抗法。

上次的援越抗法战役打得很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边界战役前,越共中央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中国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毛泽东派陈赓将军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订了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人民军武元甲总司令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经过7昼夜的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000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1950年至1954年的越南抗法斗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各种枪支116万余支(挺),火炮420门,大批配套的弹药以及通信和工兵器材等。黄文欢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我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我国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的。”

抗法斗争依靠中国支援,抗美救国斗争还是要依靠中国支援。

胡志明一向朴素,这天,他还是穿着那身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胡须长长的,已经灰白。

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

宾主坐定,毛泽东先开口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在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毛泽东的乡音虽然很重,但是,胡志明都听懂了。胡志明的汉语水平很高,不仅能讲普通话,还能讲广东话和上海话;对于中文,他不仅能看,还能写,他的中文诗词写得很漂亮。

在向毛泽东介绍了有关越南战局的一些情况后,胡志明从中山装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纸,这是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在胡志明访华前1个月,即1965年4月,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武元甲等领导人,受胡志明的委托,率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要求中国扩大援越规模并向越南派出工程兵、铁道兵和高炮部队。

对于越方,中国领导人可以说是有求必应。4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国方面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的方针是:“凡你们需要,我们这里有的,我们尽力援助;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就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4月10日,应越南政府请求,中国派出的军事代表团和铁道工作组离京,经凭祥换乘越南车辆入境。国务院、总参谋部要求代表团和工作组:一、摸清越南铁路情况;二、抢修抢建铁路需多少兵力;三、我高炮部队怎样掩护重要桥梁目标及所需兵力。

当时,越南北方的铁路是以河内为中心的5条辐射状干线,即河内通往友谊关的北线,通往老街的西线,通往太原的中线,通往海防的东线和通往荣市的南线。各条都是轨距一米的米轨铁路,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小铁路。这几条米轨线,路基、桥梁涵洞标准低、质量差,主要桥梁又多是铁路公路两用桥,桥面低,受洪水威胁大,又由于大桥、大站集中,目标暴露,容易遭到轰炸,加之缺乏迂回线,铁路联不成网,所以很难保障战时运输的需要。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美机不断轰炸各铁路干线,企图阻断中国大量援越物资的南运,由于美机轰炸的升级,越南北方的铁路运输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4月12日和21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做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4月17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援越部队一、二、三支队。

4月2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与武元甲会谈。

4月22日,杨成武副总长在北京钓鱼台与武元甲举行第二次会谈,就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4月27日,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帮助越南修建铁路和提供运输设备器材的议定书,以后几年又陆续达成一些补充协议。

根据这些议定书和补充协议,中国帮助越南在河内以北地区修建的铁路项目有100个,其中主要项目:

一、改建北线和中线,将原有米轨铁路改建为米轨、准轨两用的混合轨铁路。这就是后来越南人称的“三条腿”铁路。增建、扩建数十个站、段和隧道等保障设施。改善和加强原有线路、桥梁涵洞及配套设施,对原来标准过低或改善受限制的路段,除适当改善外,重新开辟迂回线。

二、新建克夫至太原(克太线)的准轨铁路(部分混合轨),形成沟通北、中两线的大迂回。为克夫、安员等4个枢纽站各新建一条联络线,形成局部小迂回,使各条铁路联络成网。

三、修建铁路战备工程,包括为重点大、中桥梁和车站、隧道抢建便线、便桥、渡口及迂回线,为重点站、线、桥梁架设通信迂回线敷设水底通信电缆等。

四、为11座大小铁路桥梁进行防洪加固。

根据这些初步意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会同铁道部先行派团组入越勘察,同年7月和1972年7月,又两次派出铁路专家组到越南协助组织铁路保障工作。

也是在4月间,应胡志明邀请,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为首的另一支中国访越代表团也乘飞机到达了河内。代表团成员有: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长陈郁(陶铸和他代表中南局),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代表西南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这是一次名义上应邀去休假的内部访问,对外未作报道。

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战争形势及其发展,听取越共中央的看法和意见,如果他们决心抗战到底,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援越抗美。准备敌人打进来,占领我们几个省也在所不惜。代表团在南宁集中后,主要负责同志去武汉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听取了中央的指示。

在河内期间,由胡志明主持,代表团和越南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畅谈了两党和两国人民长期以来相互依托、相互支持的历史,同生死、共患难凝结成“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共同分析了战场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越方申述了自己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中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陶铸首先转达了我党中央援越抗美的决心和方针,他对胡志明说:“你看,我把广西、广东、湖南三省的第一书记也请来了。你们是对敌斗争的前沿,我们就是你们的后方。过去,他们是打仗的干将,也是支前的能手。你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只要提出来,我们自己不吃不用,也要先支援你们。既然是一家人,共同对敌,没有什么客气好讲。”阎红彦拉着胡志明的手说:“就地势看,云南比较隐蔽,纵深广,回旋余地大,可以成为你们很好的后方,有几个机场可以使用,医院、老弱儿童也可以放到我们那里。”中越双方越谈越融洽、越兴奋、越坚定,也越明快、越具体。

最后双方确定:在保证“中越”、“滇越”两条铁路畅通的前提下,首先由中方帮助修建四条公路干线,各自完善沿边内部公路交通网络,把中、越、老(挝)三国连接贯通,形成广阔有力的战略后方。由中方四省区分别对口支援越方六个省区,其中云南负责支援对面的老街、河江、莱州三个省区,其他三个省区各支援一个省,帮助发展生产建设,全力支援前线。同时商定了当时支援一批急需物资。

4月底,结束访问。不久,中央正式批准了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明确了中央和各有关省区的任务,并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云南省随即成立了援越办公室,由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负责,省委书记处各位书记都从各自分管的方面积极负责组织落实各项任务。当时,连市里出售昆明生产的搪瓷脸盆上都印有“援越抗美”、“越南必胜”等口号,可见动员面之广泛。现在昆明市的“延安医院”,就是当年上海配备全套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准备支援越南的。

为了修建拟定的四条公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陈康、鲁瑞林等先后亲自到越南观察地形,踏勘线路,拟定计划,组织实施。

5月25日上午,当周恩来总理接到关于毛泽东主席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谋部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问题。

周恩来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继而转向交代实质性的问题:“关于交通问题,越方曾经向我们介绍说,由于美帝的封锁轰炸破坏,现在支援南方的海运减少,公路运输也减少。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继续组织海运,同时必须扩大下寮走廊,扩修支援南方的公路。他们的部队要南下修路,所以要求中国帮助修北方的路。这次胡志明主席带来了一个示意图,要我们帮他修12条公路。”

周恩来一面说着一面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公路示意图,铺在桌上。他稍微停顿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些公路,工程很大,肯定不能同时并举,要分清轻重缓急。应该按照经济建设和作战需要综合考虑,但应以作战需要为主,这是轻重的问题;还有因地形地质不同,好修和不好修的这个难易问题。为了应急,有的道路可以先修简易公路,粗通即可,但又不能太简易,一下雨就冲毁了。总之,要按轻重、难易、快慢、粗固八字方针来考虑安排计划。”

认真、细致,一抓到底,这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为了把计划落到实处,他说:“修路的施工力量,以抽工兵部队为主。筑路部队要随时考虑到敌人的轰炸破坏,要做到随炸随修。关于对付美机的轰炸,我们的交通部、铁道部要把我们抗美援朝的经验介绍给他们。不过,要根据越南战场的新情况,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还要派一些公路和桥梁专家去,帮助越南研究抢修技术。同志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又是一个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做好,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为了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我看就由罗瑞卿总长挂帅,杨成武、李天佑副总长主持具体工作,计委、经委等有关部门要听候调遣。”

讲到这里,周恩来呷了一口茶,随后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了看大家,接着说:“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又比人家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帮助目前正在战斗的越南人民。过去我们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现在援越抗美也是保家卫国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帮助越南就是加固我们的南大门啊!”

“同志们,我们帮人就帮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帮助越南修公路、铁路,还要帮助开拓水路。对越方的要求,要予以满足。目前越南斗争非常艰苦,敌人轰炸得很厉害。不管陆路、水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送过去。我们各个单位要以支前的精神,以战斗的作风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要以勇敢加智慧反对敌人的轰炸,战胜敌人的轰炸。”

坐在周恩来旁边的杨成武摊开越南北部抢修抢建公路的示意图,提出两种兵力部署方案:现场勘察还没做,但目前分析,一种方案是12条路展开作业,派兵10万;另一种是先抢修抢建主要的5到7条公路,派兵8万,视以后进展情况再酌定增减兵力。

随后,周恩来、罗瑞卿与杨成武等围在地图上研究起来。大家倾向于后一方案,不过需要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后再定。

杨成武向周恩来提议能否由中央、国务院出面成立支援越南的一个小组或什么机构,便于统一组织行动,因为杨成武、罗瑞卿等人感到由总参抓总压力很大,许多事情并非一家决定就能拍板定案,涉及面广、联系的头绪多,非有个组织来统一协调管理不可。

“怎么样?”周恩来环视在座的几位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们,也好似在问自己。“我看可以嘛!”

经过讨论,当场议定:为了统一组织支援越南和统一处理有关援越的涉外事宜,即由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总政、总后、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总参作战部各部门21个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协调小组,由杨成武、李天佑任正副组长,另由李先念、薄一波、罗瑞卿、刘晓、杨成武、李强、李天佑等7人组成领导小组,对中央负责,掌握援越的方针政策和重大支援任务决定和新增项目的审批事宜。

这一工作落实后,胡志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说下,由董必武副主席陪同,于5月21日上黄山作短期休息疗养,下榻在环境清幽的观瀑楼。

黄山风景虽美,但胡志明无心再呆下去,他需要回国,回到抗美斗争的前线。

胡志明在黄山停留期间,应邀援越的中国部队一、二、三支队,两个高炮师和一个高炮加强团,正向中越边境集结,中共中央军委又做出决定:组建下属四、五、六支队的援越抗美修筑公路指挥部,先遣勘察设计代表团于6月入越。

就这样,胡志明从口袋里摸出的一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从上至下的方方面面,调动了中国的8万大军。

在黄山的18天中,胡志明没心思打太极拳。

就在中国援越先头部队浩浩荡荡师出友谊关的这一天——1965年6月9日,胡志明的太极拳又行云流水般挥舞起来了。

1965年6月23日,从中国主要铁路建设工地上紧急抽调下来的战斗力极强的铁道兵部队迅速组建而成的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下辖6个团,32万人开始出关,兵分两路,东路从友谊关,西路从河口进入越境,在河内以北的各铁路干线、渡口、桥梁上集结,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和渡口,尽快恢复铁路运输,让援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北方支援南方。

同日,中国援越部队二支队指挥部从南宁苏圩地区出发,深夜11点赶到友谊关宿营,24日晚出关。

中国大军源源不断开进越南北方的同时,正在湖南韶山老家休养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电报。他略略扫了一遍。

电报报告了几万援越先头部队出关的情况。

毛泽东走出房门,他想起胡志明。前段时间胡志明来搬救兵,毛泽东曾对他说:“我没想通,美国为什么那样笨,要送到这里来?”

他边走边念叨:“好,让它来吧!”

1965年8月,高炮63支队奉命入越,配属63支队的空军高炮23团也同时出境作战,担负克夫至友谊关铁路线的防空作战任务。

高炮61支队,1965年7月20日接到援越作战命令,8月1日至8日全部到老街、安沛地区,担任老街至仙建的铁路线防空作战任务。

63支队出国后,8月23日,所属628团在克夫首遇美国飞机轰炸。支队分析轰炸可能升级,可能要步步向中国边境靠近。当即命令609团二营向河友线宋化桥开进。部队当晚从谅山出发,一夜没合眼,赶到宋化附近构筑阵地。

8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求“高炮部队坚决做到不打则已,一打就力争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一定要以胜利的战斗,表达中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英雄气概,体现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10月5日,美机又一次袭击宋化桥。第一批F-4飞机从西南方向低空临近,我及时抓住时机全营集火射击,将它们击落。这时,美机F-105四架又狡猾地从东北方向转入攻击。我迅速转移火力,集中打第一架,第三架,又击落一架。

整个战斗集火射击8次,6次取得战果,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活捉一名美军飞行员,宋化铁路桥安然无恙。

战后,支队召开作战会议,推广了他们集火射击的经验。

609团受命在谅山至北宁沿线机动作战,数月内先后转移13次,行程31,000多公里,作战9次,取得了击落美机17架、击伤4架、俘一美飞行员的辉煌战果。团长程玉山却在10月7日宋化战斗中不幸献出了生命。

在半年的对空作战中,63支队共击落敌机54架,击伤22架(包括空军高炮23团击落23架、击伤8架)。61支队半年中先后对77批222架次美机作战49次,击落击伤美机各30架。628团6连在1965年12月1日的温江战斗中,全连沉着操作,一直压缩到2200米才对敌开火,一个点射,28发炮弹,就击落美机一架。

1966年2月18日,中国援越高炮部队67支队接替了61支队,担负起安沛—老街的防空作战、掩护交通的任务。所属625团部署在寨湖—铺合地区,626团于保河—老街地区,607团、619团部署在安沛地区。

安沛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西北重镇,省政府所在地,是滇越铁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站。

1965年1月,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在安沛援建一个空军机场。5月,承建这机场的中国援越部队三支队先遣人员抵达安沛,主力部队由中国空军组成,随后进入越南,11月22日开始大规模的作业施工。

新建机场位于安沛市西北4公里处,濒临红河,群山环抱,场地原有50多条山沟,地势起伏坎坷。三支队到达时,安沛这座省城已被美机炸得到处瓦砾,弹坑遍地。他们面临的定是一场浴血奋战。支队领导提出“血染红河畔,铺出通天道”的战斗口号,激励部队一边修建机场,一边与美机作战,在敌机的扰乱下抢时间、争速度。

推土机、卷扬机、装载机、平路机,一排排、一列列地隆隆作业,机场工地一派繁忙紧张的施工景象。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顶着连绵阴雨,冒着烈日酷暑,很快削平了59座山包,一片开阔的机场雏形展现在群山脚下,红河之滨。

在安沛建设空军机场,对美国侵略者是个巨大的威胁。美军在轰炸安沛市的同时,对机场工地也进行了不停的扫射和轰炸。

67支队将安沛的619团部署在市区以北至鹅冠桥的地段上。607团和625团一营共同担负掩护安沛车站和机场工地的防空作战任务。

据越南报刊公布,自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对安沛多次进行轰炸。从1964年8月5日至1966年4月30日,在安沛上空已击落美机34架。

5月6日,美国空军又出动各类飞机11批50架,对安沛进行了空前的袭击。67支队驻安沛高炮部队当即迎头痛击,击落3架,击伤1架,活捉美国空军联队参谋长罗伯逊·诺曼尔中校。

5月6日后,侵越美军常有侦察机飞临安沛外围进行电子侦察,或突然进入防区低空侦察。5月30日,连续数天阴雨刚放晴,保河、寨湖就遭美机攻击。与此同时,美机对安沛防区进行最后一次侦察。

5月31日,白云停在半空,喷火的太阳悬在头顶,烤得大地到处蒸腾、烫人。坚守在阵地上的高炮部队指战员像置身于偌大的蒸笼中,吸进鼻孔的空气都是火辣辣的。

下午3时13分,侦察分队报告安沛西南方向110公里处,发现一批6架美机向安沛一侧飞来。

5分钟内,各团和支队直属分队全部进入一等战备状态。

就在部队紧急行动之时,前方观察哨报告,“RB-66、F-4C六架,向安沛临近!”

我高炮部队指战员严阵以待,瞄准敌第一架飞机,准备乘俯冲之机,集火射击。

不到两分钟,敌机临近了高炮阵地,一阵猛烈的炮击,头一架敌机就翻滚着一头栽在阵地前的山脚下,轰隆一声爆炸了。后继几批敌机疯狂地向我阵地扑过来,数不清的炸弹在阵地上爆炸,顿时,安沛弥漫在一片火海之中。

我高炮部队以钢铁般的意志顽强抗击,奋勇作战,至下午4时7分,已经击退敌机9批22架的轮番进攻。

4时32分,美机还在疯狂攻击。许多连队阵地上弹药紧张,炮管、枪管超过发射极限。40度的烈日高温下连续作战,许多人中暑倒下,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各营、连炊事班、司机班全都跑步奔向阵地,擦拭、搬运炮弹,有的冲上炮位,顶替伤亡的战士操炮射击。

附近的越南人民也纷纷前来搬运炮弹。

枪管打红了!

炮管打红了!

619团二营高机连连续更换了49支枪管,607团五连几门高炮更换了2次炮管。红亮的炮管烫得人们手掌咝咝的冒青烟,“换!”硬是一根根卸下来。他们顾不上喘口气,扛起新炮管又刷刷地装上去。

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胜利!

弹药越来越紧张。619团在击溃敌人第15批的轰击后不得不规定:每炮一次只准打三发!打到第18批敌机时,又提出:一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

战斗越来越激烈,中国炮兵越战越勇,美机损失越来越大。

4时47分后,狡猾的美机又利用阳光、云块连续三批猛烈地偷袭我阵地,妄图攻我措手不及,它万万没有想到,中国高炮部队早已料到这一手,部队又是连续地回击。虽然回击的炮弹不像对付前十几批那样猛烈稠密,然而命中率却很高,一架架美机栽在阵地前。

英勇的中国高炮部队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安沛,保卫了越南神圣的国土。战后,高炮67支队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安沛人民对中国军队无不敬佩,每当遇到中国军人,总要热情地伸出大拇指,无比激动地说:“感恩懂基中国(感谢中国同志)!”“感恩懂基中国!”

美机对我修路部队的轰炸逐步升级。

1965年底前,美机重点袭击连接我国的两条铁路和公路的桥梁。修路部队开进后,敌机重点袭击永绥渡口、桥梁和郎馆桥,企图切断江河至宣光的交通要道,阻止我大部队开进和大量援越物资的运达。

1966年3月,美国和谈阴谋破产,恢复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进一步加强了对几条路线上的施工部队的侦察和攻击。一次,美机对3号路正在抢修的302团一个连队突然袭击造成30余人伤亡。对12号路上的315团的一个连队空袭,伤亡40余人。3号路、6号路、12号路奠边府至西庄段,也成为美机轰炸的重点。

针对这种情况,我认真贯彻“疏散、隐蔽、伪装”的防护原则。在便于生活,便于施工的前提下,驻地、车辆、器材适当分散。插上树枝、披上草网。做到驻地上面不露房盖,路上行人不见墙壁,做饭“不冒烟”,点灯“不见亮”,晒物“不见物”。在驻地、工地、依据地形地貌,构筑防空工事。有的工事防护强度很大,即使敌人火箭命中,工事内的人员、器材也不会受损。

配属修路部队防空作战的大都是独立高炮营。高炮主力部队重点部署在西、北两条铁路线上。

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说:“点多线长,兵力有限,这是护交作战的特点,援越作战与抗美援朝都一样。对于高射炮兵来说,反轰炸也好,反侦察也好,通常总是存在着任务与兵力之间的矛盾。护交作战,一种办法是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兵力;另一种办法是固守重点,不及其余,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的主张是:集中主要兵力重点掩护和部分兵力机动作战相结合。”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首批入越的61支队在西线,以安沛为重点。63支队在北线,以克夫、来化、同模为重点。

重点掩护的目标通常是全线的枢纽和要害,也就是敌人攻击、破坏的重点。但在北线,美国曾抛开两头炸中间,不炸大桥炸小桥,原来不是重点的未化桥就成为重点。63支队作了新的兵力部署,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克夫至太原的新建铁路竣工后,美机轰炸重点又移到刘金、太原等地。1967年3月10日、11日,美机对太原钢铁基地的轰炸,是它轰炸规模的又一升级。

太原是越南太北省省会,坐落在求江右岸,位于河内正北方,距河内70余公里。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抗法战争时期,被夷为平地,一派荒凉。60年代初,在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这里开始兴建大型钢铁联合企业。1964年,第一号高炉系统正式投入生产,越南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生产出了钢铁。太原附近有丰富的铁、煤和石灰石等矿产资源。河内至太原,克夫至太原的铁路迂回贯通,3号公路又从太原经过直达河内,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高炮62支队率4个团又5个独立营于1966年底入越,担负保卫越南这座最大的重工业城市的防空作战任务。

1967年1月15日,美机恢复对太原的轰炸。62支队大显身手,于1月29日,2月3日、4日的初战中击落敌机5架,击伤3架。

10日下午轰炸太原钢铁基地失利,想不到地面火网如此猛烈稠密。很明显,这是中国高炮部队所为。但美方始终没敢公开宣称中国军队入越。西贡政权不断叫嚷中国军队入越,无非是希望美国再增兵,再添装备,以此抗衡北方共产党的联合力量。美国有美国的用意:我不宣布中国参战,但美空中力量专找中国军队轰炸,炸穿蓝工作服的中国铁道部队,炸构筑沿海工事和红河三角洲防御工事的中国工程部队,炸北部湾和在越南近海航运援越物资的中国船只,炸护航的中国海军部队,炸修筑连接越北和中国公路的中国工程部队,炸掩护交通的中国高炮部队。美国也担心世界舆论和外交上的麻烦。这类麻烦,有时像陷阱,落入就不能自拔。聪明的中国人,也考虑到这点,所有出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空军、海军,统称“中国后勤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编制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本书中提到的中国援越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当时就称为中国后勤部队一支队、二支队、三支队……。这也是一种计谋和策略,像美国人对中国出兵越南从不吭气一样。

威斯特摩兰对于10日的中国高炮部队的火力感到惊讶,他想不到损失这么惨重。他不想就此罢体。于是打电话召集一班参谋人员,重新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

11日下午,天气晴朗,一层薄薄的云彩铺散在蓝天上,太原这座重工业城市虽然承受了敌机昨日的轰炸,但工人们照样上班作业。钢铁厂的工人正在清理炸弹炸毁的几个房屋的瓦砾。两座高炉依然冒着青烟。炼钢工人们以火热的激情加倍努力生产着。

早有防范的我高炮部队严阵以待,一排排炮口直指蓝天。集中的高炮群已组成了严密的火网,尤其是钢铁厂上空,美机一旦闯入,定叫它有来无回。

下午3点40分,前哨雷达观察站报告,美机多批向我防区临近。刚过2分种,就有一批4架敌机到太原高炮部队火网边缘环飞。我指挥员判断这是敌人的佯攻机群,跟踪监视。这4架飞机环飞一圈后,分为两组,爬高后草草俯冲攻击了附近的苏军导弹阵地后逃窜。

所有的雷达天线在转动,荧光屏上闪着绿色的敌机亮点。一个个准确的数字,连续报向支队指挥部。

突然,荧光屏上亮点消失,就像电视中不见图像一样,只有沙沙和噪音。几乎在同一时刻,全支队雷达失灵,远方情报突然中断。

雷达失灵,等于失去了高炮部队的眼睛。我指挥员立即断明狡猾的敌人施放了大量的反雷达干扰,在这关键时刻,果断命令:启用观察哨跟踪目标。

就在雷达失灵的几分钟内,6批敌机向62支队高炮阵地和钢铁基地轮番俯冲攻击。高炮部队猛烈开火后,敌机向高炮阵地发射了导弹。顿时,太原大地上,炸弹的爆炸声和空中敌机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浓烟翻滚,火光四起,金城迷漫在硝烟之中。

敌机一次次地向钢厂俯冲,猛烈密集的火网中,一架架美机拖着乌黑的浓烟,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

时隔几分钟,又有4批美军轰炸机接踵而至。炸弹像雨点般落在我高炮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全支队击落敌机10架,击伤2架,生俘飞行员7名。

3月10日、11日,美军出动了33批107架飞机轰炸太原钢铁基地。中国高炮62支队,在两天的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8架,击伤5架,俘飞行员10名,太原钢铁基地主要设施安然无恙。

自1965年8月1日至1968年3月,前后分5批入越轮战的中国高炮部队,连同配属援越工程支队的高炮部队,共有16个支队,辖63个团及部分独立营、高机连和勤务分队,总计15万余人。

1968年3月31日,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开始逐步降级。5月31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1月1日起,美军停止轰炸和炮击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全部回国。

中国援越高炮部队和各工程支队在越南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共对敌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俘虏美军飞行员42名。沉重地打击了美军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高炮61支队609团二营于9月20日上午1时半在宋化首次迎击美机旗开得胜之时,一颗炸弹在宋化桥1号桥墩附近爆炸,桥墩被毁,其余墩台受损,另一颗落在桥北端60米处铁路线侧,致使宋化桥面及两端铁路线破坏130米。

河友线顷刻中断。

正在附近改建路线的一支队6团闻讯赶来侦察,拟定抢修方案,报告支队指挥部。指挥部立即批准了抢修方案。

这是一支队出国首次反轰炸抢救桥梁。河友线是条大动脉,能否畅通,关系重大。上级要求6团24小时内拿下来,让列车顺利通过。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部队有的扛枕木,有的平路基,有的清墩台,有的顶桥梁,迅速展开作业。绞车、起道机、起重机隆隆作响,一派紧张、热烈的气氛。

609团的高炮严密注视着蔚蓝色的天空。

一支队6团的指战员昼夜奋战了20多个小时,提前修复了宋化桥。

抢修了宋化桥后,一支队在河友线又接连抢修了北江大桥、安员大桥、市求第一便桥、圻罗大桥,还抢修了西线外合桥,中线的多福大桥。在1967年1月至8月间,美机大规模轰炸同模车站、克夫车站、安员车站,一支队指战员奋力抢修,克夫车站先后遭美机轰炸48次,41次遭受严重破坏,指战员随时抢修,保障了正常运行。

1967年8月11日下午4时,美机出动了45架,多批、多方向地攻击了越南首都河内的龙边大桥。

龙边大桥正桥长1681米,高约20米,共19孔,中间铁路,两侧公路,它横跨红河,南连河内市,是通往河内的交通咽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这次轰炸,龙边大桥遭受严重破坏。一支队立即命令10团开通修建不久的轮渡码头,保障铁路运输,同时积极准备抢修正桥。

时值洪水季节,红河急浪滔滔,浪头拍击河坝,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巨响。

大桥地处河内门户,事关重大,抢修方案需中越双方会谈商定。深水特大桥的抢修,对于入越一支队也是头一次。制定一个完善、正确的方案需要经过反复的认识过程。在轮渡保障运输的情况下,支队指挥部与越方有关单位先后商谈研究4次,9月7日最后确定抢修方案,越方抢修第8-13孔,中方抢修破坏最严重的第14、15孔。

经过18昼夜的奋战,于9月30日提前开通铁路、公路。24小时内顺利通过27列火车,5小时通过400多辆汽车和6万余群众。

一支队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在抢修被美机炸断的铁路的同时,一支队将主要兵力、物力集中在抢建新的铁路线和改建旧的铁路线上。他们克服了美机轰炸,酷热多雨、洪水泛滥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重重困难,于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

据有关方面统计,一支队共新建铁路正线117公里,改造铁路正线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正线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和扩建各种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缆近8公里。以上工程总共开挖土石方和采砂石985万立方米。所有工程经双方检查验收质量全部优良。

专家们认为,中国援越部队各项援建工程圆满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内以北地区的铁路干线的正线长度由508公里增加到554公里,而且由于整个线路系统得到改善,主要路段联络成网,因而运输能力成倍提高,仅河友一线的年运输能力即由原来的146万吨提高到280万吨,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的运输需要。

平展展的河乐机场像块洁白的绢练,舒铺在翠绿的江河三角洲上。机场傍依几座小山,山势似一堵天然屏障,威武地守卫着机场。美机飞抵良山、柏格山上空时,编成战斗队形,对河内、红河大桥、对周围的重要据点狂轰滥炸。它们没放过河乐机场,将这块洁白的绢练炸得斑斑点点。

越方决定在河乐机场旁的山顶上修筑团观察所,将这工程与其它坑道工程、掘开式工事一并交给七支队。

七支队担负北至福平,南至宁平,西至永福、良山、东至海防以西的京门,上下纵横数千公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程。整个工程分为4个工区。金榜至宁平为第一工区,河西的侧边呈良山为第二工区,安勇、嘉良、志灵至东潮、京门为第三工区,福平至永福为第四工区。312团完成二工区工程后转移到红河以北的四工区。

位于河西省的河乐机场的工程由312团承担。坑道打筑得很好,最后由一苏军专家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没找出什么毛病来,坑道完工后就构筑山顶的观察所。

从晚上6点直到第二天7点,部队整整苦战了13个小时。

七支队所属的施工部队、高炮部队和后勤支援部队,经过42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于1968年2月完成了红河三角洲的工程。当部队要回撤时,中越两国军队总参谋长又签署协议留下221团,奔赴内排机场修筑飞机洞库。

越南北方原有机场不能起降喷气式飞机,抗美期间,越南空军曾到中国云南省的机场训练和隐蔽。为了提高越南空军的作战机动能力,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先后帮助修建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

内排机场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是越南北方最大的空军基地,也是河内的国际机场。这机场,是由中国空军和民航局1961年至1965年间,派出专家组设计、指导并提供成套设备和材料建成的。但当时没修飞机洞库。

1968年9月16日,七支队接受任务,到1969年11月5日全部竣工。越方验收认为,工程完全符合战术、技术要求和设计标准。

自1962年后,越南南方的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很快,美军和南越傀儡政权妄图把蓬勃发展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四处扫荡搜捕,围剿封锁,民族解放阵线游击队的给养供应十分困难。中国援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大批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只好通过海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游击营地。大米用三层特制塑料包装充气,在大海上漂浮不沉,随着海潮漂向海岸,早已得到通报的游击武装力量就赶到海滨,将一批批大米运回根据地。大批的武器装备通过分散的渔船运到南方各海湾,转运到根据地。

中国在海南岛还提供两个港口作为从北越运送物资到南越的中转站。

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美国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就派船在海岸巡逻,有时派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通过17度线附近的边海河顺漂南方的米袋,许多被美国直升机上的机枪扫射,雪白的大米哗哗地倾入河中,米袋沉没。

这时,中国使用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境内的西哈努克港的秘密运输线。经南中国海驶向西哈努克港的援越物资的航轮上,高高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美军虽想扰乱阻止,但它毕竟不敢在中国海域大动干戈。中国援助越南南方的装备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当时的柬博寨朗诺集团扣留。中国明知这点,为了援越之急需,只好默允。物资运到柬埔寨的鹦鹉嘴地区,再转运到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各个根据地和游击区。

侵越美军剧增,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越南南方的游击队扩充为正规军,部队扩充急需许多重型装备,加之整团整营的运动战得以发展,消耗很大。这一切,单靠西哈努克港的转运,已无法解决。

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英勇的越南军民在海上偷运、在西哈努克港转运的同时,开辟了一条通过老挝狭长地区的重山峻岭抵达越南南方各根据地和柬埔寨鹦鹉嘴的羊肠小道——胡志明小道。在这条小道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逐步扩大到能推自行车、牛车、板车和大象运输。1965年,10多万中国援越部队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抽调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中国大批援助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奔驰在胡志明小道上。

西贡伪政权和侵越美军头目威斯特摩兰对胡志明小道这条漫长幽深的补给走廊——后来也成为大部队运动的重要路线——焦虑不安。威斯特摩兰曾召集他的助手们多次研究对策。1964年春组建的研究和观察大队对胡志明小道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支队伍,后来发展为拥有美军2500人,南越雇佣兵7000人。其中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自特种部队,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集中后参加空降训练,再参加特种专业训练,执行研究和观察大队特殊的作战任务。

机智勇敢的越南军民常常在胡志明小道上伏击美伪军研究和观察大队的巡逻队。虽然巡逻队出没无常,但终未构成严重的威胁,大批物资和人员南进时,这些巡逻队召呼直升机和战斗机来攻击,也往往遭到中越部队和掩护运输人员的还击。

美军在对付胡志明小道上确实花了一番心机。他们研究出了一种“星光镜”,通过放大从星星发射出来的光,使值勤巡逻人员能在夜间看清东西,发现目标。还有一种“嗅人器”——主要利用人尿的气味追踪人们的活动。

“标号36破坏器”是从飞机上向北越和老挝的胡志明小道投放地雷。它一落地,只要触动它或有什么东西靠近它活动就能引起爆炸。一些受音响和震动影响的地面传感器,也被安置在胡志明小道上,监听这里活动情况。改装过的C-130运输机,装备有照明器材、小口径速射枪、电子器材,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接收地面的传感器所发出的信号。

美国空军在泰国那空伯依的基地配备了一个通信和计算站,以便从沿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的飞机上收集数据,以及从地面的电子传感器上接收信号。

为了把胡志明小道变成烂泥,阻止北越南运物资,美空军飞机还曾在老挝狭长地带上空制造云层,实施人工降雨。

1966年夏,黎笋率代表团访华,主要成员有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他们。

会谈自下午3点开始至8点,晚饭后又谈到深夜,重点是谈越南南方情况,谈斗争策略,谈斗争的困难和需中国解决的问题,有许多时间谈胡志明小道情况,阮文灵、武志公都谈到了胡志明小道上的困难,美军使用化学、电子武器。使用定时炸弹、钢珠子母弹等,不要说白天,就是夜间,车辆行驶的震动也常常引爆敌人撒下的地雷。

越南同志要坚决把反美帝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气概,和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决心,在周恩来的心目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阮志清、阮文灵、武志公的印象在日后的几次接见中方援越人员时多次提及。他说:越南南方局的领导很清醒,很有希望!

周恩来在会谈中向越南同志重申了毛泽东的话:“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要把援助越南南方的问题,看作我国援外工作中头等重要事情。”他对运往越南南方战场的武器装备的包装,具体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输运、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材和体力,提出:弹药包装每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25公斤,大米包装每袋不超过50公斤。

越南南方部队身上穿的、携带的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在夏日中,还想起蚊虫叮咬,特地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做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

当时,中国为了满足越南救国战争急需,还专门研究生产了专打直升机的20毫米的高射炮、为汽车通过弹坑而铺设的轻便桥、排除磁性炸弹装置、燃烧钢珠手榴弹等。

在援越抗美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在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是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坦克、大口径火炮,中国一时生产不出来,就从人民解放军部队装备中抽调。还向越南提供了3000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避弹衣,这些都是在中国国内紧急动员下,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

这一批批援越物资,大都通过胡志明小道,通过穆嘉山口,运到了越南南方。

1975年,越南人民在全世界各国朋友和人民的支援下,在南方发动了规模巨大而又凌厉的春季攻势,打垮了美国一手扶植的阮文绍—阮高其傀儡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南方,统一了祖国。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热烈祝贺越南政府和人民取得的辉煌胜利。

当越南军民欢庆胜利的喜悦时刻,中国援越军队已经班师回国,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壮烈牺牲在越南国土上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却安眠在异国他邦。

从1965年至1975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物力上和人力上给予了越南人民以真诚、巨大、无私的援助,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民族牺牲。

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担负了援越抗美的任务,为越南人民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援助。只要越方需要,有现成的就马上供给,甚至抽调人民解放军的装备;没有现成的就立即生产;没生产过的即行组织研制。当时,越南要求中国援助物资品种多,数量大,时间紧,要求高。承担任务的单位,把它当作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加班加点、不折不扣地完成。中国对越南的军事物资援助有:枪、炮、汽车、坦克、飞机、舰艇,弹药、军服、油料和食品等。这些物资约合40亿元人民币,可装备200余万人的部队。

根据越南政府要求和中越两国政府及军队签订的有关协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先后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扫雷、后勤等部队,总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在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筑路、构筑国防工程、扫雷及后勤保障等任务。

美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把轰炸越南北方铁路、公路,疯狂破坏交通线,作为其侵越战争的重要战略任务,使越北仅有的几条铁路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为了打击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封锁,1965年8月1日至1969年3月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9批高炮部队轮换入越作战,计有16个支队、辖63个高炮团和50个队属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连和勤务分队等,总计15万余人。主要担负河内至友谊关铁路线北宁至谅山段、河内至老街铁路线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铁路线,以及太原钢铁基地等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并掩护中国援越工程部队的施工。在历时3年零9个月的防空作战中,共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打击了美国侵略者,保卫了越南北方领空,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援越高炮部队于1969年3月中旬前陆续回国。

为帮助越南人民抢修越南北方的铁路、公路和改善其运输条件,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应越方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65年6月至1970年6月,先后派出以铁道兵、工程兵为主的支援部队10余万人,担负修建和保障河内以北铁路运输与修建7条重要公路的繁重任务。1965年6月,中国抽调正在国内修建铁路的铁道兵部队,组成1个支队赴越,执行河内以北地区铁路的抢修、抢建任务。奋战至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项工程。计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铁路战备工程98公里,新建铁路桥梁30座、隧道14条,新建扩建铁路站段20个,架设通信线路1023对公里,敷设水底通信电缆近8公里,改善了越南北方的铁路网络,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战争铁路的运输需要。援越筑路的工程部队3个支队,辖16个团、1个民工总队、25个测量设计队和4个钻探队,配属6个高炮营及部分高射机枪分队等,共8万余人,从1965年9月开始,陆续赴越担负新建和改建越南友谊1号、3号、7号、8号、10号、11号、12号共7条公路的任务。在3年多时间里,完成了7条干线公路及附属防护设施的修建任务,共计修路1206公里,桥梁305座、总长6954米,涵洞4441座、总长46838万米,完成土石方3050万立方米。所有工程全部达到或超过了规定的技术标准。1968年7月23日,胡志明在庆祝实现“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协定”时深情地说:“你们为越南虽然只修了1200多公里的公路,可是你们的情谊胜过几千公里、几万公里!”

中国援越工程部队3个支队,奉命于1965年6月9日、10月3日和1966年12月15日先后赴越,在越南东北群岛和红河三角洲地区构筑永久性设防工程。经过艰苦奋战,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条、总长25万多米,外炮场138个,掘开式永备工事149个,海底通信电缆15条、总长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桥梁14座、涵洞21个、码头9座。还帮助越南修建了内排、安沛两个现代化机场和飞机洞库。通信工程大队,帮助越南架设了通信线路330杆公里、挂线894对公里,安装了4个载波电话站,还架设了其中一个电话站至越南西北军区驻地的中继线。越方对工程评价说:工程抗力均超过越方要求,质量高,坚固、适用、伪装好。

1969年初,巴黎和谈开始。美国为了迫使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1972年5月,对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内河航道布设水雷,实行海上封锁,切断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资和对越南南方支持的主要运输线,使停息了3年多的战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越南政府要求中国帮助越南人民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中国政府同意立即开通中越间隐蔽的海上航线,抽调汽车部队在两国边境地区向越运送援助粮食和其他物资。同时派海军部队协助越军扫除沿海美军布设的水雷和抢建野战输油管线的任务。

南海舰队奉命调集各型扫雷艇12艘、保障艇4艘,人员共计318名,从1972年5月28日开始,分5批入越,执行扫雷任务,于1973年5月17日扫雷工作全部结束。越南海军对海区航道检查后认为,中国海军扫雷工作队任务完成得很好,达到了清扫的目的。为帮助越南铺设野战输油管线,从1972年5月31日至1973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部队和民兵8000多人次,并配备大批机械、车辆,在凭祥至友谊关、防城港至滩散两地段,铺设了5条援越野战输油管,总长159公里,连同新建扩建的油库、泵站、通信设施和铁路专线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多万立方米。从1972年6月至1976年6月,4年间中国通过输油管向越南输送的汽油、柴油总计近130万吨,占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援越石油总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援了越南抗美战争。

中国支援部队在援越抗美的艰苦年月里,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在工地上艰苦奋斗,涌现出许许多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有4000多名指战员负伤,有1000多人壮烈牺牲,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支援部队还时时处处注重增进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帮助越南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受到越南人民的热诚拥戴。胡志明主席曾盛赞中国援越部队是“来时人人敬爱,走时人人想念的革命军。”

中国支援部队的将士们,与越南军民并肩作战,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越南北方领土和领空的安全,保障了越南北方交通运输的通畅,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谱写了中越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对中国人民给越南人民的无私援助,越南党和政府曾给予高度评价。1977年11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说:“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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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危机处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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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志加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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