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激情的世界（代后记）

——贝拉访谈录

陈骏(《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贝拉，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请你谈谈你的创作过程好吗？为什么要以“9·11”这个发生在美国的世纪惨案作为背景，你用了多长时间来完成这三部作品的？你当初在创作的过程中想到过今天的成功吗？有学者认为你是套用了好莱坞大悲大喜充满戏剧化的经典爱情模式，你是怎么看的呢？

贝拉：我知道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9·11”仍然是一个小心翼翼、不愿被触及的伤口。但如果回避，一直回避下去，美国人心中的伤口就可以愈合的话，那么我也愿意选择缄默。问题是，那种隐痛积压在心中是无法驱散的，而文学正是疗伤的良方，它具有独特的力量来实现深层次的疗救。我写“9·11情爱三部曲”，是想说“9·11事件”不仅仅是美国的灾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一个中国的女儿一直在承载这样的切肤之痛。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也流了一年的泪水)来完成《9·11生死婚礼》和其他两本书的。我希望所有承受痛苦的心灵能从我的书中获得疗救。我以大自然中的挪威森林和音乐中的神秘花园，来引领大家走出惊悸和悲伤；从头到尾都展示的是一位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准新郎的中国女子的心路历程，以此来告诉大家怎样“以爱的激情来抚慰爱的创伤，用情的倾诉弥合情的失落”。说真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什么成功，而且今天的我离成功也很远。至于有不少传媒说我专门是为好莱坞经典爱情悲剧的模式在写作的，那完全不是这回事，我只为自己的心灵写作。

陈骏：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说你“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也称赞：“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像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后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她属于新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你怎么看待他的这席话的呢？

贝拉：他过奖了。我的文学创作还只是刚刚起步，专注于写作也就这一年时间。怎么可能到达那么高的境界呢？我把他的话当做对自己的勉励吧。我虽然具有多种文化的浸染(中国、日本，欧美)，也对艺术(音乐，美术和设计等)有一定的了悟和感觉，但要把那些东西融会到我的文学世界里，那还需要更多的提炼和融会。至于对人类共同灾难的关注，那应该是每一位作家，甚至是每一个地球村公民应尽的义务吧。

陈骏：看到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对你作品的批评吗？说你是典型的为中产阶级写作。完全属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根本不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你怎么看呢？

贝拉：孟繁华对我作品的批评，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笔及时而又难得的财富，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和率直，我一直在思考他的意见，也希望日后到北京能亲聆教诲。事实上，在我之后的几部作品中，那种充满时尚化摩登的东西正渐渐地在淡化。我已经感悟到：只有苍白的心灵才需要那些豪华场景的陪衬。我愿意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多地挖掘内心深处朴实无华却闪光的东西——比如人性和信仰。至于为哪个阶层写作的问题，我想每个人都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吧。我离开中国十四五年了，对母国普通市民的生活真是一无所知。但是，我想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正是在迈向小康的中产阶级生活之路上奔跑吗？权当我的小说给他们一个更自由地活着与更浪漫地爱着的梦想吧。

陈骏：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这部小说隐含着浓郁的东方情感——那种压抑与绝望的诗情。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它既具有更为共同性的那些价值观念，同时又有非常内在的民族情感记忆方式。这部小说试图表达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的观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叶舒宪在评论你的作品时则说：“性不仅仅是性本身，它不能，也不该从爱、从灵魂等精神性的存在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它当然也无法与完整的身体以及人的命运相剥离。”请你谈谈在这个单纯的**像麦当劳快餐那样受欢迎的的时代，你的作品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一位优秀的作家都具有使命感的，你的使命感呈现在哪儿？

贝拉：是的，我这三本书表达的就是爱与性是不可分割的粘连性，以及爱对个人乃至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这就是我的爱性观，这也是我的使命感。我从不认同单纯的性、无爱的性。没有爱魂的交合是行尸走肉，疯狂一把过后什么温馨甜美的感觉都没有留下，那是我不取的。把单纯的**比做麦当劳快餐倒也很恰当，一些健康报刊上不是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吗？我虽对此不敢苟同，但是所谓快餐，一定就是匆匆填饱饥饿感的，人有食欲上的饥饿，更有生理上的饥饿了。但是只有灵欲一起燃烧的爱情才是刻骨铭心的，长留心间的——那是盛宴，烛光下鲜花、红酒、音乐相伴的盛宴。

陈骏：“中国第一出版家”安波舜的主创理念是“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你们能够合作，是不是因为你们在主创理念上的一致？还有你的另一位合作者、著名评论家白烨曾说：“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你们是不是准备营造中国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市场，你对那样的市场有信心吗？

贝拉：你提到的安波舜和白烨无疑是我文学上最重要的两个人。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激发，我写完《9·11生死婚礼》之后，就不会再写下去了。所以，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安波舜曾经说过：“十几年了，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像牧师一样喋喋不休地宣讲我‘创造永恒，书写崇高，还大众一个梦想’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我坚定地信奉老黑格尔‘绝对真理’的美学原则，相信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超越种族、地域和意识形态的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存在着一种不折不扣的召唤，那就是：真诚、善良和爱。在我的现实中，主流意识形态很少给我鼓励。但读者和作家们却慷慨地赐给我很多荣誉。这就注定了我每做一件事情，都陷入深深的孤独。每一次都是带着悲壮的理想主义激情，抱着一种把自己牺牲出去的心态，去和极端现实主义以及被极端现实主义宠坏了的读者和评论家较量。当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渐变成巨人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祖国在文化上，也能够像高高的绅士一样，彬彬有理地拥抱这个多彩而又文明的世界。”可以说他的这番话也正是我的创作理念。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古典情怀的时代，我的写作除了不断倾诉自我心灵之外，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遗落的梦想和情怀找回来，还给世人。

陈骏：《伤感的卡萨布兰卡》是一致公认的“9·11情爱三部曲”中最出色的，请你谈谈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它的主题是什么？

贝拉：与其说《伤感的卡萨布兰卡》是一部爱之火熊熊燃烧的小说，不如说那是一首穿越生与死后凄绝的挽歌。主题就是扉页上的一段话：“假如我们的文明教会了我们怎样让性的感染力适当而微妙地流动，怎样保持性之火的纯净和生机勃勃，让它以不同的力量和交流方式或闪烁、或发光、或熊熊燃烧，那么，也许我们就能——我们就能——终生生活在爱中。”面对那一颗颗爱过的心，面对人类所有的风雨苦难，面对那些依然哭泣着的灵魂，我真的无法转过身去。血液里先天性拥有的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让我发了疯一般地想要倾诉，除了倾诉还是倾诉。我多么希望用人类的爱来战胜这个时代的疯狂啊！有学者称我“是一位关注人类苦难，洞察人类深层精神世界，以柔弱的声发发出坚强力量的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见清华大学王宁教授《饱含人间真情的悲伤》)非常感谢这番话，这真是我终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梦想。我的身上强烈地具有悲情和浪漫的色彩。

陈俊：我曾在你的个人文学网站上看到过一张你少女时代与巴金的合影，年已百岁的巴金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他对你日后选择文学之路产生过影响吗？我觉得当时的你，那种气质很像巴金小说里的人物，你觉得呢？

贝拉：我一直认为少女时代我在巴金爷爷家与他轻松聊天的那些经历，是我心灵对文学产生的最初的感动。巴金爷爷是那么朴实无华，总是穿着最普通的白色棉汗衫，说话时总是认真地看着你，那双充满着智慧的眼睛透过镜片在闪烁。记得当时我曾用稚嫩的笔触写了一篇《致巴金爷爷》的散文，居然还荣获了西安《教师报》“良师挚友”征文比赛的特等奖。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但巴金爷爷一段写在他书的扉页上的话始终言犹在耳：“……我空着两手来到人间，不能白白地撒手而去。我的心燃烧了几十年，即使有一天它同骨头一道化为灰烬，灰堆中的火星也不会被倾盆大雨浇灭。这热灰将同泥土搀和在一起，让前进者的脚带我到不曾到过的地方。”这种伟大的情怀对我的影响是至深的。在这里顺便提及一下，几年后我在日本山梨县“下和温泉”邂逅日本文学大师松本清张，并演绎一段忘年交。同样令人感动。记得那次我们大家都坐在温泉宴会厅里享用着晚餐，席间，我和松本先生交谈甚多，我告诉他我小时候在上海看日本电影《沙器》时的情景，他听着就傻傻地笑，神情举止显得那么憨厚，还不断地夸我的日语说得好。我终于明白大文豪们首先是自然之子，在人类和大地面前裸露灵魂。至于少女时代的我，总是一个大辫子，白衬衣，黑丝绒裙的装束，特别清纯的大家闺秀的感觉很多人说我不是那个时代的，而是30年代的新女性。(笑)现在的我更是返璞归真，从不化妆打扮，我称自己为加拿大村妇。

陈骏：为什么你会说“初恋是你的第一座挪威的森林和精神上的神秘花园”？能谈谈你的初恋的情况吗？

贝拉：第一次找到文学的感觉，确实是因为我的一场柏拉图式的初恋。我的初恋就像电影一般充满着浪漫和诗意，令我铭心。说来，那还是《广州文艺》杂志做的媒，因为少男少女的我们当年都是在那上面发表作品而知道彼此的。我清楚地记得，那位男孩当初发表的小说叫《夜声》，讲的是一位少年理解父辈情爱的事，读了很让人感动和震撼。于是，我在散文《悠远的回声》中提到了他的这部小说。那是一位离上海几千里之外的广西壮族青年诗人，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通了信，靠着鸿雁传书维系感情。几个月后，我们见面了(1986年底)，这是终生惟一的一次相见。是我去了广西南宁和北海。在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一书中，有对这段初恋详细的描述。是的，我永远无法忘怀当我和那位青年诗人青春的身影走在南宁的树木园、落后的壮民族村落和原始海滩上时，一种突然降临的苍凉和对人生苦难的感觉，那是一个住在大都市、在钢琴旁优雅地生活着的我所未知的世界。那一刻开始，我的心灵就充满了对自然和文学的最初感悟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怜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初恋确实是我精神上第一座挪威的森林和神秘花园。回望那段年少初恋岁月，已经16年过去了，也许对普通人来说，16年不算多么漫长，但我的经历我的足迹可以是普通人的几辈子。用我的初恋男孩(感谢上帝，我们最近联络上了)的话来说就是：“16年对于柔软的生命来说，当然锋利无比，但对于迎风而立的石头，16年只是瞬间。”

陈骏：贝拉，我觉得你的血液里好像充满了激情。所以你看你激情地生活，激情地爱，激情地创作，我想知道有哪几种激情支配着你的生命？

贝拉：是的，从我青春的女儿身开始，我的身上就燃烧着三种激情，那就是对充满古典浪漫情怀的爱情深深渴望的激情；对艺术狂热迷恋的激情；对人类的苦难深深怜悯和悲怀的激情。这三种激情构成了我的整个灵魂世界，也支配着我的生命。我想我处于不断的远游漂泊状态，大概就是因为血液里有这三种激情的缘故吧。

陈骏：你在书中演绎了如此凄绝浪漫的爱情，许多人因此把你捧奉为“爱神”，甚至有人把同样出生于上海的姚明说成是“体育大使”而把你说成是“爱情大使”。请问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样的风情万千？你还会走进婚姻吗？美国读者都关心你这位让人怜爱的中国女儿还会去哪儿漂泊？

贝拉：(笑)，我什么时候成为“爱情大使”了？我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啊！当遭遇到真正的爱情了，那一定是“风情万千”的，还用说？我认为浪漫不仅仅体现于情爱或**上，也不只是从外在的魅惑到骨子里的风流，最好还要融会在一种艺术的诗意境界，那种浪漫就能叫做风雅。比如，我经常在月光下弹钢琴，房间里是一片黑暗，只有月光照在三角大钢琴的黑白琴键上，照在我燃烧的身体上，这是不是很浪漫？要是情人就在这黑暗的房间里，可想而知，之后会演绎出怎样的“风情万千”了。至于会不会走进婚姻，那真是难说，只要爱着就可以了。有关未来的漂泊地，那是无法预知的，但总会一站一站地走着，直到生命终结的一天。

陈骏：请你向我们透露一下最新写作动态好吗？继“9·11情爱三部曲”之后，你还准备为我们的读者带来怎样的文学作品？你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显然你不会像许多中国作家那样是为了生存而写作，但名利始终是很吸引人的吧。美国各大出版社如何来接洽你，你的代理公司是哪一家？

贝拉：最近我正在写“我的家族情爱史三部曲”，即将要完成的第一部主要是写父辈《半世纪人生》的苦难。以一个中国男人在“红色行进中”的生命历程来展示丰富的人性，从而对爱与死永恒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诠释和演绎。通篇以饱满的情绪，悲情的笔触写出了“灿灿的黄金千条却买不到生命一条”的曲折故事，让世人明白苦难是生命的悲剧和人生的财富。第二部名字叫《上海大王》，也已经完成了构思，我将为上海男人树立一个丰满的形象。作品会着重刻画一个穿梭于世界、在苦难中追求卓越，在沧桑中寻找光亮的上海男人——“D”；第三本名叫《北京才子》的书，则延续了“我的”爱情故事，可以接在《伤感的卡萨布兰卡》的情节之后。谈到名利，说不被吸引，那显得很虚伪，但我怎么就真没把它当回事呢？我写作完全是有满肚子的故事要倾泻，有满脑子的思绪要奔流出来，好像六七年之内不一口气写出十几部长篇来，我就会夜不成寐，会窒息、会崩溃似的。也许我沉淀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希望读者千万不要把我当成多产作家，我都无意成为什么作家。文学对于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永远的梦，实现一种永恒的自救和疗救，更是全身心的释放。我不懂什么技巧，也不会耍深沉，有的就是那点冥冥中感觉的东西。但希望我的书读者不必错过，因为我是用心灵写给自己心灵的，以过去的足迹写给未来岁月的。这样的真情和纯粹，如此的悲情和浪漫，每一次写的过程中都使我泪流满面，连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至于我的出版业务，全权由设立在北京的现代·SNP创作中心负责，美国各大出版社以及代理公司可以去接洽安波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