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知道我爱你》一(3)

我呢，上学的时候好好学习，天天上当。我说的学习是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上当指的是上那些甜言蜜语的当。我记得大四的时候，那些保研的人过着猪一样好吃懒做的日子，找工作的人过着狗一样低三下四的日子，考研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而我呢，就过着一种没心没肺的日子。我对学校、对今后的工作单位都无所求。到毕业的时候，不小心还得了一个优秀毕业生的称号。有好几家单位看上了我那个优秀毕业生的衔头，要我。大概也是去干文秘一类的工作。他们要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那我是可靠啊，不在外面惹是生非的，提前进入末流作家的状态，没事情就窝在寝室里，看闲书，睡懒觉，天天晨昏颠倒的。一般来找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在寝室里，就一定在回寝室的路上。据说那些看上我的用人部门里，甚至还有总参情报局。当时系里的党副通知我去面试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还能参军呀？还去情报部门？天!就凭我的近视眼？就凭我痴迷的文学理想？我深知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办公室文员，即使表面上看着像。我当然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导致最后用人单位对我们母校一切毕业生的失望，以至毁了之后数届师弟师妹们的大好前程，所以，带着一世界人的不理解，我自己拿着我的派遣证在人才交流中心备个案，然后回了家。——我在毕业的时候砸了铁饭碗。1993年的大学毕业生，是最后一届由国家统招统分的，不说我母校那种名牌大学了，就连那些市属的大学毕业生当年都稳当当地有铁饭碗可以端着。所以，后来在给人介绍我的履历的时候，很多人都对我的文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哪有正正规规从W大毕业后却没有一个正经工作干的事情呢？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还没有普及到每一个无业游民身上吧？——可我就是这样特立独行。我相信成功的人一定不是随众的人。我就这么理直气壮地让自己做了一个念完大学都还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一点惭愧都没有。为什么？也许可以说还是为了所谓的文学梦。我那时脑子里头一根筋，像只核桃，你想敲都敲不开。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堂写作课就得到训诫说，中文系不是培养职业作家的地方，但是，老师紧接着又如数家珍地说我们系里的师姐如何获得过全国中短篇小说一等奖，如何成为现在的省文联、市文联主席。他们的教育是为了达成怎样的一个教学效果，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不过看看近几年的同门师兄师姐的表现就好像不难得出结论来：要能找到别的饭碗就不要去做什么作家。我们88级有个师兄叫董仲的，被誉为是“新生代”代表作家，这些年也就属他坚持不懈地写了一些小说，虽然那些文字和他的长相一样庸俗得可以。但也就他这么一人填补了中文系毕业生中的“作家”就业空缺。其实，我一直很想超过他，起码日后在中文系的名人榜上贴我的照片肯定比贴董仲的照片要爽心悦目一点吧——我这点集体荣誉感还是有的。我没他那么招摇，比如写个什么《夜晚的自白》还一定要和什么影视大鳄扯上关系，说人家用多少多少万买断了他的独家版权，还要请许晴宁静一类的名角来主演——舆论都造了半年了，可还没见人家影视大鳄正式开机。既然我不做这种丢人但不现眼，倒可以出名的事情，我就在暗地里使劲了。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职业者，这样可以悄悄地专事创作，等待一鸣惊人。我做过很多像这样的愚蠢的事情，但是我毫不在乎——我跟我的朋友们说，我管它们叫做自信。那时候我觉得，把自己逼到绝境上可能就是坐看云起的时候了。起码，你一个名牌大学的中文系的毕业生，不参加工作就在家呆着，不呆成一个知名作家说得过去吗？事实证明，这个借口不堪一击。我在家呆了一个月。其间，我父母对我的态度从纳闷到郁闷转而到苦闷，让我很难过。在社会各个方面的舆论批判下，我也深刻体会到，好眉好貌的一年轻女子，要想安静而孤独地在家蜕变成一个专业作家，期待着成为一个知名作家，那她除了有病、还是有病。眼看着离知名作家还有遥不可及的距离，又看到窗外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实在不忍心只做一个旁观者，于是，我就应聘到一家电台当了主持人。主持一个谈话谈心节目，略带娇嗔地倾谈，就像小时候我看《中国少年报》上开的那个“知心姐姐”的专栏那种性质。有一份社会职业的感觉很好，而且，在那个节目中我拥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找到了一种被信任、被依赖的感觉，很有一点带着小虚荣的满足。我父母甚至希望我能借着这个工作正式把组织关系调进那个单位，重新抱一个铁饭碗回来。很遗憾的是，这职业也短命，我在一年后辞职了。我不想一成不变地、每天在密闭的直播间里、对着一群看不见、又不认识的老面孔说那千篇一律的开场白：“深夜的人，是最真实的人”……之后，我去了北京。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我们把北京当成自己的淘金地和避难所，以为呼吸着那里浓厚的风沙就能熏陶出更高深的文学境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