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台湾禁演风波(1)

《窗外》刚刚开机，麻烦接踵而至。那天，林青霞按照导演的要求来到片场，早早做好准备工作。她是一个对工作异常认真的人，总是担心自己哪一点没做好，惹来导演以及别人的非议，所以，她尽可能地将所有事做到尽善尽美。可是，过了预定时间，导演还没有出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那里等着，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过了好一段时间，传来消息，今天暂停拍摄。对外界的一切，林青霞并不十分敏感，她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剧组有人对她说，可能是版权方面出了麻烦，说不定这部片子拍不成了。林青霞刚刚才进入状态，这个消息不啻于一声惊雷，令她感到绝望。有关的细节，林青霞后来从媒体上看到了。根本原因，在于琼瑶不同意拍摄这部影片，向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八十年代公司停止拍摄工作。琼瑶原名叫陈杰，湖南衡阳人，出生于1938年，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致平教授，母亲也是一名知识分子。琼瑶是文学天才，年仅10岁，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菁》，16岁时又在台湾的《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其后，她的小说散文，常常见诸于报端，在台湾颇有点小名气。但是，她的理科却出奇的糟，接连两次联考，均都失利，其后专心文学创作，24岁前，已经公开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一百多篇。有了这样的基础，她当然想更进一步，于是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但屡试都不成功。25岁时，她将自己高中时师生恋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窗外》，投寄给《皇冠》杂志的主编平鑫涛，《皇冠》杂志不仅全文发表，而且当年出了单行本，引起台湾社会的轰动，一举成名。可是，正是这本书，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她的母亲认为，女儿出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骂自己。自己含辛茹苦，将这个女儿养大，她一点不知感激，还因此恨上了自己。在心里恨倒也罢了，她还要写出这么一本书来骂自己，给自己贴上了封建家长的标签。1964年，由陆建业创办的建业公司买下了《窗外》的电影版权，并将其拍成黑白电影。电影上映，琼瑶母女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她的母亲躺在床上，几天不吃不喝，琼瑶则在母亲的床前跪了几天几夜。好不容易将此事平息下来，母女关系有所缓和，没料到8年之后，陆建业组织了一家新的电影公司“八十年代公司”，竟然拿出《窗外》要当着开山之作。琼瑶担心渐趋融洽的母女感情，会因这部电影再起波澜，便与陆建业协商，希望他不要拍这部戏，甚至找到八十年代公司的其他合伙人，做了许多工作。可是，八十年代公司已经投入拍摄，停下来有一大笔损失，因此拒绝了琼瑶的要求。为了制止拍摄，琼瑶不得不诉诸法律。她请律师仔细研究了当年的合同。那时，琼瑶毕竟年轻，对法律知识以及签署合同的某些细节，不十分了解。当时的合同中，并没有写明购买者拥有版权的年限。陆建业便是抓住这一点，认定自己仍然拥有《窗外》的电影版权。律师研究过合同后表示，合同中有一句话，如果两年不拍，合同则自动失效。如果要打官司，只能从这一条入手，证明陆建业只买了两年版权，目前时效已过，他不再拥有版权了。琼瑶起诉之后，无论是对方律师，还是普通民众，都认为这一点站不住脚。那一条只说明陆建业若不拍这部影片，则合同失效。相反，陆建业如果拍了，版权合同是有效的。问题的根本在于，陆建业拍了，尽管没有引起什么影响，但那与法律无关。因此，舆论一边倒，指责琼瑶所说的理由站不住脚，无非是因为近年来琼瑶小说改编成电影十分火爆，而自己从《窗外》得到的版权费太少。她之所以打官司，就是想陆建业再付她一笔钱。上面提到的起诉理由毕竟不充分，这场官司打下来，一审时判琼瑶输了。琼瑶不服，上诉到高等法院。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琼瑶不得不采取某些手段，搬出陆建业一件有悖于理的事，作为自己的证据。此时，媒体又对琼瑶打这场官司的缘由进行了大量报道，特别提到她的母亲因为上次拍《窗外》，忧虑成疾，患上了轻度精神分裂症。此次如果重拍，其母很可能旧病复发，甚至可能更为严重。此消息一出，民众的同情，顿时偏向了琼瑶，纷纷指责陆建业不道德。陆建业心里也清楚，这场官司打下去，即使自己最终赢了，也赢不了民心。没有了民心，他的八十年代公司，即使拍出了好片，也可能被人抵制。没有了消费者，他的公司只可能走向倒闭。权衡再三，陆建业只好透过关系，希望和琼瑶私了，以便结束这桩官司。最后，双方各退一步，琼瑶同意八十年代公司继续拍摄《窗外》，但不同意在台湾公演。经过这一场纠纷，电影重新开始拍摄，可是，这部影片，却永远失去了在台湾放映的机会。谈起这件事，林青霞的心情是异常的复杂，一方面，她非常理解琼瑶的难处，她说，大家都说琼瑶打那场官司是为了贪钱，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琼瑶母亲的关系。大家都以为《窗外》是琼瑶女士的自传，她的母亲也因此深感不悦。琼瑶甚至说，为了《窗外》，她母亲还得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如果《窗外》上映，再次造成轰动，对她的母亲的打击自然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