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1)

从北海到东山，那些人们挖掘出来的苦路曲径上，就只能容纳妖魔鬼怪。他甚至不曾碰到那根白头发。一九一五年，他曾得到军部颁发的嘉奖令和一笔捕获敌兵的奖金。他一共逮到三个。第一个是在香槟省，他双手高举过头，一撮黄发垂落在一只眼睛前，二十岁，会**语。他说——他究竟说了什么？别被线绊倒。另外两个守在一个垂死的同袍身边，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已死的士兵肚子里塞着炮弹的碎片，在刺眼的阳光下，闪着光芒。他们在一辆半烧毁的有篷推车下，戴着绣红边的灰色船形帽，用手肘支撑着身体爬行，那天的阳光很强烈，他们头上的帽子竟未脱落。那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是一九一五年的夏末，在某个地方。还有一次，他在不知哪个小村庄的火车站下车，月台上有只狗，对着士兵狂吠。二一二四号从前是个生性活泼、身体健壮的汉子，他肩膀宽阔结实，由于青少年时代从事些粗重的活儿，他看起来比实际矮一点儿。他年轻时无忧无虑，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曾到新大陆去碰过运气，做过伐木工人，赶过大车，也淘过金。现在，他刚好满三十七岁。别人告诉他，他之所以那么背运，是因为穿了那双倒霉德国大兵的军靴。他一字不疑地完全相信了。他从死去的敌人脚上脱下那双军靴，一方面是因为死人再也用不着，另一方面是他自己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而在夜间值勤巡逻时，实在需要一双塞着稻草或报纸保暖的靴子。结果在驻扎在一间学校的时候，他们却说他蓄意毁伤自己的肢体，判了他自残的罪名。还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一群士兵闹出一些事情。那次算他倒霉，他没话说。可是说他自残，他不承认。他被褒扬过，一向都很努力地做个好士兵。现在横祸从天而降，他实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他是五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他的宽肩绷得紧紧的，身体前倾，在那些沾满泥巴脸孔的注视下，踏着战壕里的雪水和泥泞往前走。第二个编号为四七七，这个双手被绳子反绑在后的士兵，也是从塞纳河另一个征兵处调来的。他胸前还戴着一块刻有这个号码的铭牌，可是其他的个人物件和证章都被搜走了。现在他外衣和军呢大衣的口袋里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就跟其他四个兵士一样。他在刚走进战壕时摔了一跤，衣服全部被雪水浸湿，现在包在身上，冷彻心骨，可是这一跤跌得是福是祸也很难说。过去几天来，他左臂痛得让他坐立难安，现在透身的寒冷不但麻木了他的身体，而且让他的精神得到片刻的纾解，把无可名状的惧怕暂时埋在心底。他不知道他究竟朝着什么走去，但是隐隐约约感到他正走向一段梦魇的尽头。在噩梦开始前，他还当过下士。他本来是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最厌恶任何职衔名称，可是，他们那组的大兵非要他当不可。他坚信将来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平等自由。他入伍以前是个焊接工，跟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黎郊外的巴尼厄镇。他脑袋里装满了一堆跟世上所有工人相关的谚语俗语，全是描写他们的美好远景。他可以倒背如流，因为这些句子已经跟着他三十年了。他父亲也一样，他那喜欢对他讲述好时光的父亲，把这些俗语谚语也背得滚瓜烂熟。他一直都知道，在他父亲遗传自他祖父、而他又遗传自他父亲的血缘中，已存在了这样的观念：穷人用双手制造大炮，然后有钱人做军火买卖，要穷人自相残杀。他想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所以走到任何地方，不管是营地、谷仓、小村庄的咖啡馆，他都滔滔不绝，一直讲到咖啡馆的老板娘点起了石油灯，讲到村里的警察来请他回家。警察说，他知道他们都是老实人，但要他们理智一点，该回家时就应该回家。他口才不算好，解释得也不够清楚。他的听众们生活在苦难和赤贫中，平时惟一的慰藉就是杯中物。酒让他们消愁，使得他们眼神迷茫涣散，头脑模糊。所以，他就更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了。圣诞节的前几天，他站岗的时候，听说了某些人做了某些事的传闻。他立即把枪上了子弹，连看也没看，想也没想，飞快朝自己的左手射了一枪，他当时只想跟那些人作伴。在那间他被定罪的学校教室里，因同样罪名受审的一共有二十八人。他很高兴，甚至感到骄傲，居然有二十八个“同志”。虽然他再也见不到这一天了，因为那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生命中的夕阳，但他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总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还有那些“传教士”，没有人会愿意再为任何事情拿起武器。至少他是这样相信的。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一种非常淡的蓝色，布满稀稀疏疏的小红点，像所有的焊接工人一样。第三个人来自多尔多涅省，胸前识别证牌上的编号是一八一八。当他拿到这个号码时，摇着头显出一种困惑的神情。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每次分配到的餐厅或宿舍的橱柜号码都是十八，从无例外。从他开始会走路起，就拖着沉重的脚步。现在穿过战争的泥泞以后，他的脚步越发沉重了，人也变得更有耐心，更顽强了。他也是把枪上了子弹，然后朝自己右手射了一枪，因为他是个左撇子。跟四七七号不同的是，他开枪时没把眼睛闭上。他不但没闭上眼睛，而且像做其他事一样，全神贯注地执行了这个任务。没人了解他那超越现实、全神贯注的眼光，那是孤独者的眼神。长久以来，他独自进行一场私人的、无人参与的战争。